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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本文并非作者对李工真老师的全部认识，但是最近有些忙，所以暂时不做修改。本文意图在于探讨珞珈山现在的精神所在，所以后面可能会有相应的其他老师的介绍，而对于本文，也会在一段时间之后进行修订。
初次接触李工真老师，是在刚上大学后所听的第一场讲座上。那一次李老师讲座的主题是“流亡科学家与曼哈顿计划”，一个我不太感兴趣的题目，之所以去听也纯粹是因为想领略“武汉大学四大名嘴”有着怎样的风采。
因为从未听过讲座，也没有见过四大名嘴开讲座时的火爆程度，所以去的有点晚，到了多功能报告厅时连个站的地方都很难找到了。于是我索性坐在了讲台前的地上，准备这样听完大学的第一场讲座，不久，一个身材高大、瘦削的教授就进来了。
这场讲座对我的震动是空前的，讲座开始后不久我的状态就已经是手上写的飞快，而眼睛却很少离开李工真老师身上了。我还记得上次遇见这么让我震动的老师是高二那年的暑假，山东省数学竞赛夏令营，青岛二中的杨冠夏老师讲平面几何的课堂上。这场讲座的最后，我记了满满的四大张纸的笔记，正反面都密密麻麻，还是遗憾自己有些人名没有记下来，而没有记下来的感觉却像是自己遗失了什么……
而这种遗失了什么的感觉也是我与李老师接触以来常常有的感觉，至于为何会产生这种感觉，我想大概是因为太急于消化李老师向我展示出来的思想吧。
大一下学期开始，每周四晚我都会去上李工真老师的《大学现代化》选修课，当然，我并没有选上这门课，因为武大的选修课是通过抢注的方式，年级越高，优先权就越大，所以大一的学生想要选上这门全校闻名的课难度非常大。我也无心去要这门课的学分——对于几位我所尊敬的老师，我上完了他们的选修课都没有去考试，因为我觉得上他们课产生的美妙感觉很可能会因为一场有些功利的考试而不复存在。
李老师的激情贯穿了整个《大学现代化》的课程，听到后来甚至感觉李老师讲课的动力也是直接来自于激情，而非其他。就像他在课程的最后给我们背诵的爱因斯坦的《探索的动机》中所说的那样，“促使人们去做这种工作的精神状态是同信仰宗教的人或谈恋爱的人的精神状态相类似的；他们每天的努力并非来自深思熟虑的意向或计划，而是直接来自激情。”我相信，很多年以后，也许我不会再用如李老师这样的角度来思考德国，也不会再记起他略带汉腔的历次演讲，但是我肯定记得他最后背诵这篇文章时的模样，因为少有的，我在课堂上被泪水打湿了眼眶。
曾经有几次晚上，上完《大学现代化》之后，我陪李老师回家，他还是推着他那辆不知道已经多少年了的28自行车，嘴里夹着一根烟，一边走一边跟我用武汉话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说大学，说今天的中国，说珞珈山……李老师的武汉话说的非常豪爽，我这个外地人听起来也就特别的吃力，但是李老师在课堂外从来不愿意跟人多说一句普通话，我也就只好习惯。听到后来，竟然有一次觉得，在课堂上听李老师说普通话不是特别习惯，于是在他那节专门讲述流亡知识分子在美国遇到的语言问题的课堂的间隙，跑上去偷偷跟李老师商议：“李老师，可不可以用武汉话给我们讲一次课？”李老师不假思索的回了一句：“可以啊。”于是第二节课一开始，李老师就用武汉话说：“有的同学要我用武汉话讲一次课，其实我还是蛮喜欢。因为对我来说，普通话说起来并不习惯，就像那些逃到了美国的犹太知识分子一样，我对于自己从小到大的母语有着特别的依赖。但是武汉话有点粗，我们平时说的很多东西都是骂人的，而且蛮多同学都听不懂武汉话……”我在下面笑得前仰后合，而其他的同学们，想必是从一开始的发懵到渐渐意识到了这件事情的好玩，要不为什么在李老师用武汉话开讲过了十多秒才满堂大笑呢？
跟李老师一起谈话的时候，话题涉及方方面面，但是总有那么几次涉及到时事和我所学习的专业，李老师表现出来的思维的缜密和看问题角度的独树一帜也让我很是诧异——因为很多角度对我而言是从未想到过，也从未听说过的。到后来我慢慢的习惯了李老师分析问题的方法之后，感觉对自己看待事物大有帮助。
提起李工真老师，就不能不提起李老师的父亲——著名数学家李国平先生。李国平先生是中科院第一批学部委员，也是我们武汉大学建国后仅有的两位当选的第一批学部委员（另一位是老校长李达先生），他的学术成就自是不必说了，我需要提及的是几件小事。
一是关山月先生曾经有一副很出名的画叫做《今日之教授生活》，画中一位穿西装的人在炉灶前专心的读书，似乎是忘记了眼前的炉灶，而在他面前摆放着的另外几本书上，一只猫慵懒的坐在上面，他也浑然不觉，这幅画就是以李国平先生为原型创作的。这幅画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武大教授的精神风貌，算是今天的珞珈学子回味那个逝去的年代的一个不错的素材。关山月先生本人是李国平院士的挚友，在他的自传《情满关山》中对李国平院士的评价是“人生得一知己足已”，所以对于李国平院士的这幅画我想他可谓是尽心尽力。可惜的是我在网上找不到很好的在这幅画的下载版本，哪位如果找到了烦请传我一份。
李国平有一位学生叫做赵中立，因为学习数学的缘故，赵中立先生需要学习德文，但是在研究德文的过程中，对德国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便改行做德文作品的翻译，最出名的便是他和许良英先生合作翻译的大量的爱因斯坦的作品。前面所述李工真老师在每年《大学现代化》课程的最后所背诵的《探索的动机》，就是他们两人在纪念爱因斯坦诞辰百年时出版的《纪念爱因斯坦译文集》里的一篇译文。
李国平先生对李工真教授的影响极其深远，甚至在他逝世前的那几年，他还是李工真教授很多方面的老师，在《怀念我的父亲李国平院士》一文里，李工真教授曾专门提到过，我就不列举了。在今天武汉的光谷广场上，有一些铜铸的武汉名人像，李国平先生的雕像便在这上面，据说前几年的时候雕像被人损伤了，后来又重新铸造的雕像（或者是修复的？）至今依然立在广场上，与其他武汉文化名人一起，守望着今天武汉的繁华与落寞。
李国平先生子女众多（前后共有十一位之多），其中我知道的几位都是精英人物。与李工真教授同父同母的七位，按照李工真教授所说的是“无一废品”。除了守望在珞珈山的李工真教授是历史学家之外，其他几位有学数学的，有学经济的，有学空间物理的，有学医学的……可见李家人的确是有一定数学天赋的。李工真教授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多次在课堂上背出一长串的数据而丝毫不用参考任何的讲义，我曾有几次心存怀疑，跟几个“好事者”把李老师说得数据算了一下，发现无论是总数加起来还是单独的某项所占比例都与李老师所说的毫无二致，可见李老师不仅长于记忆，而且对数学有着非同寻常的敏感。我知道的两位，李工真教授的妹妹李工勤女士，现在已经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数学教授（有人说已经是终身教授），弟弟李工宝教授是华中师大数学院院长。当年李工真老师如果不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下放到汉口去当了八年的剃头匠，浪费了学理科的大好光阴，恐怕现在也早已是名望颇高的科学家了吧？直到今天，李工真教授还认为一个大学最重要的还是理工科，尤其是对于武汉大学这样的地处偏远的大学而言——因为大学的科研，其成果是很容易被评判的，而人文、社科的成果是很难有公认的、很好的标准的，并且常常是限于争论之中，很难产生对人类进步大有益处的结果。
曾经有一位学姐评价李工真老师为最像教授的教授，我想大概是由李工真教授的研究方法和方向所决定的。李工真教授长于讲演，常常能在演讲中不经意的说出带有古典味道的、诗化的语言，而很多句子——根据我的观察——便是译自德语写成的一些作品。李老师本人大俗大雅，但他的雅和那些装腔作势的雅士们相比，完全是两码事。那些人们，也许会在面对别人时，泡上一杯上好的茶，满嘴诗词歌赋；他们也可能打高尔夫，出入高档会所，开限量版的车，有着大量的奢侈品；他们还可能对这个社会一副居高临下的样子，从不接近大众，划清界限。但李工真教授却非如此，他能在一次谈话中为你旁征博引，让你不知不觉陷落在大量的杰出作品中而毫不自知，他能激情澎湃手舞足蹈于三尺讲坛指点江山赢得所有武大学子的掌声而不为所动，他能为你如数家珍一般描绘那些大科学家、大社会学家、大文豪的往事和成就，让你感觉这个人鲜活的存在于人类历史长河，他能独守清高几十年，在商品经济兴起的时候决定一生献给清苦的学术研究，他能以一个堂堂武汉大学博士生导师的身份，一年到头只穿那几件衣服，来回穿梭于诺大的校园只用那辆破旧的自行车，你们能吗？还谈什么雅，还装什么雅呢？
我无意在写李老师的时候压低其他人以衬托他的高大，但是这个社会，今天的中国，正是李老师等一批知识分子所审视的，所以我认为有必要讲清楚到底谁才是这个社会真正的精英。
李老师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是恢复高考之后第一批上大学的人，所以一个班里的人的年龄参差不齐，李老师在其中不算年纪很小的，所以一有机会进入大学，他们的状态完全是如饥似渴，按照邓晓芒老师的说法，感觉要学的东西这一辈子都学不完了，于是放弃了几乎所有的娱乐时间，一心扑在了书斋里。也正因如此，李工真老师他们做学问的态度才格外值得我辈学习。一位历史学院的朋友告诉我说李老师每天晚上工作到深夜，第二天很早就起床了，我听了之后格外的心疼——毕竟李老师已经是快六十岁的人了。李老师本人也曾经有一次专门谈到这个问题，他说：“有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不去百家讲坛，我说我为什么要去？据我所知我这个年纪的全国很多很优秀的专家，都是拒绝上电视去讲的，因为他们来不及，时间实在太少了，我们被耽误了那么多，哪还有时间去搞这些？所以我说一个人如果拼了命的往百家讲坛挤，那他就已经不是一个真正的学者了……”
也许是因为人生经历加上自己独特的口才，老师有一种冷幽默，他说出来的东西我常常忍不住笑，但是笑了之后却是深深的记在了心里。比如有一次他讲到有位德国专家来武大，顺便让他带着转转。他带着那人走了一圈之后，人家提出了疑问：“为什么武大里面到处都是墙呢？”因为对于西方的现代化大学来说，一般是没有墙的，大学是对每个人开放的。然后他想了半天，终于在走到武大附小附近的时候，恍然大悟地说：“哦，你们中国人有建长城的习惯！”
当年在汉口做剃头匠时，因为母亲郑若川女士当时正在图书馆工作的便利条件，李老师博览群书，为自己以后的人生打下了不少的基础。他读的书中有很多都是关于音乐的书籍，而他本人的音乐修养也是很高的，据说李老师拉一手很漂亮的小提琴，而他的弟弟李工宝教授则弹的一手好的钢琴。正因如此，去年的时候，有武大学子专门请李工真教授出来做了一场“音乐与人生”的讲座，我没有去听，据听了的朋友回来说，那是李老师最好的讲座之一，现场几乎都轰动了。直到现在我还后悔当初没有去听。
这个学期，我有时间就去听李老师为历史学院所开设的“德国史专题”，也去跟李老师探讨过相关的问题，比如有一次我跟李老师探讨马克思，但可惜的是因为许久没有听老师说武汉话的原因，这一段我基本上没有听懂。而上次课课间休息的时候，看到李老师在上面自己擦黑板，我赶忙跑上去：
“李老师，我来吧？”
“哎……不用不用，这点事都不能做，人还有什么用？”
听完这个话的时候，我鼻子一酸，很尴尬的走了下来。我想起了我的父亲，一个普通的农民，他们年龄相仿，人生道路不同，但是相似的是，他们都充满斗志和希望。
我辈青年人，真不知道在该挑起大梁的时候，会否有这样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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鸢都依然
执子之手，与子作偕老状。。。
今天是这样一个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