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一个温暖的春日,珞珈山上青翠的树林和清脆婉转的鸟叫声彼此交融,正如五年前那样。
    那年春天,一群年轻人怀着简单的期望,彼此十指紧扣,仰望光瀑下七彩的珞珈。珞珈山下,一段校史,他们说。一股力量从每个人的指尖慢慢袭来。
    没有人能预想一个简单的想法会变得多夸张,也没有人可以预见一个简单的梦会变的有多大,人们只是知道,当梦想照进现实的那一刹那,所有人都是睁大了眼睛,张大了嘴巴。
    难以忘记2006年的冬天,教五多功能里那句掷地有声的“宣传武大校史,弘扬珞珈精神”震撼了所有在场的社团同仁,那年,一个不到三岁的协会拿到了武大十佳社团;难以忘记2007年的那个夏天,每个人都带着火热的激情走向乐山,寻找那激荡的八年;难以忘记2008年的冬天,一个冷冰冰的学术性社团在那个寒冷的冬夜激情似火,获得武大最佳人气社团;难以忘记2009年的樱花节,300多位义务导游出没在校园的角角落落,为所有到来的客人——坐飞机千里迢迢赶来只为看一眼樱花的一家人,抱着孙子步履蹒跚的老人,憨厚可爱只会说“你好!”“谢谢!”的外国人,一身制服、不怒自威的军人,久别武大、回家看看的校友,懵懂天真、调皮可爱的孩子,出差武汉、顺道经过的外企人士,背着挎包、满脸阳光的阿姨……——像介绍家乡一样的描绘武大……
    我们享受这五年的荣耀,也品尝这五年的辛酸。
    所以同样难以忘记,那年的招新,一群汗流浃背的男生走过我们的报名点,忽然有人大喊 “还有研究校史的?”,于是所有人都笑做了一团;那年的新生校园游,一位院会负责人说我们不想跟你们合作,因为你们对武大也只是一知半解;那年我们偷偷的在校园里问路人是否知道校史研究会,所有人的回答都是摇头;那年我们费了很大力气办起来的讲座,听者寥寥无几……
    我们心痛,除了改变,无路可走。
    今夕何夕?此路何路?一次次的彻夜讨论甚至争吵,是怕我们存在着的任何一天都可能变成我们结束的那天,我们怕到那时,我们无颜面对苍翠的珞珈山,美轮美奂的古建筑,还有支撑起武大百年的那些不朽的灵魂。
    为了它们,我们走了下来,5年,1826天。
    无法想象这是一个多么难的任务,我们甚至不能确定,如果五年前我们已经知道了这有多艰难,会否如此坚定的一往无前。
    我们不愿随波逐流,也不愿满地乱舞,因为即使当初只是年少轻狂,我们也有足够的时间在这五年里成长。我们正视我们的现实,正如我们主张武大面对自己的现实,因为我们认定,拥抱现实,才能拥有更广阔的明天。
    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更好的明天,但是,一代又一代校史爱好者——或者说以武大为家的年轻人,前仆后继,义无反顾,我们知道,他们行走的方向正是更好的明天!
    我们感谢五年来帮助我们成长的人,祝福你们;我们感谢五年来批评甚至阻碍我们的人,尊敬你们;我们感谢五年来每一位倾心付出的校史研究会成员,深爱你们!
    愿这春天的阳光,洒在每一个人的心上,也洒在我们共同深爱着的武大!

     

    PS:有校内的同学们,可以到http://blog.xiaonei.com/GetEntry.do?id=381367804&owner=255348323&ref=minifeed去给我们留言~~

  • 前天晚上出去玩,没有回寝室。到了半夜的时候,忽然接到电话问有没有在学校,说是查房,我们说当然在学校,于是那边就放心的挂了电话。

    在我们这所以自由著称的大学,查房是基本上没有过的。但是当时玩的高兴,也没当回事,还以为学校忽然想查房了。结果第二天中午回到学校后,听说是因为有一对男女跳了湖,所以赶紧来看一下是不是我们的人,因为我们也是青年男女,所以真是小小的虚惊了一下。 我一般跟这种事是扯不上关系的,因为我从来不认可这种价值观,从小到大周围的人——尤其是亲密的人,也从来没有人表现出哪怕是一点这样的倾向来,原因我想也有点儿简单,就是一个人的交往圈子基本上是跟自己“臭味相投”的,所以不会有本质上的针锋相对的价值观。

    说到这儿,可能有的人就疑惑了,什么是本质上的价值观?

    对于这个话题来说,可以用加缪的一个观点来回答。在《西西弗的神话》里,加缪一开始就这样说: 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判断生活是否值得经历,这本身就是在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 这两句话算是回答了我所说的本质上的价值观问题了,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观点,我才坚定地认为我所交的朋友,是不会真正的有勇气去自杀的。

    但是,这并不代表着我所认识的人不会这样做。

    半个月前有一位与我共过事的学长跳了湖,具体的细节我不好透漏,因为毕竟不是什么好事情,但是眼睁睁的看着自己认识的人(尽管不熟,甚至别人不告诉我我都回忆不起来是哪位学长了,因为当时共事的人不少),就这样不明就里的选择了“真正严肃的哲学”中的另一面,真的让人感觉到一种冰火两重天的滋味。

    如果让我父亲来评论这些自杀的人,他就会非常的不屑一顾,他会说这个孩子如果现在不自杀,以后也会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在某种程度上,他说的有道理,按照加缪的说法,自杀的行动是在内心中默默酝酿着的,犹如酝酿一部伟大的作品,但这个人本身并不察觉。也就是说区别只是在于这个作品完成的时限的长短而已,部分幸运儿直到临死前这部作品还未完成。

    高校自杀的人不少,于是就有人将大部分原因归之于社会,认为自杀者们是教育失败的产物,或者是就业压力下的牺牲品,更有人说他们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在唤醒这个社会。诚然,这些说法都有其道理,但是他们都忽略了一个问题,其实自杀在一开始是与社会没有关系的。寻找自杀的原因,首先是要去人的内心寻找。

    一个被人举了无数次的例子说,弗兰克——著名心理学家——在纳粹集中营里亲眼看到了自己熟悉的人一个个的被杀掉了,而且这种命运随时可能降临到自己头上(那时他也被严刑拷打,只差处死了),周围很多人因这种无法面对的心理障碍或恐惧而死去,身边的亲人也只剩下了妹妹。他本人不愧是学心理学的,朝不保夕的岁月里,在冥思苦想之后,他终于想明白,人即使到最后,还有一种自由,那就是“人类终极的自由”,意即无论何时,自己还有选择如何反应的自由与能力。 对很多人来说,用这个故事来说明自杀者的错误是最合适不过的,不过我本人并不赞同以这个故事来蔑视自杀者的行为——因为“人类终极的自由”还包括选择自杀的自由。我用这个例子正是想说明,自杀作为一种行为本身,并无对错之分。甚至加拿大一个研究小组的研究还表明自杀本身——或者说控制人的情绪的因素本身与基因有关系,也就是说有些人一生下来就天然的比大多数人更有可能选择自杀!那在这样的情况下该把矛头直指社会吗?

    但是,当大学生自杀作为一个大概率事件被提出来的时候,人们看到的是大学生群体的自杀现象很严重,而且原因也大都倾向于仅有的几个方向——就业,感情,或是学业,人们很难不想到这是社会的问题。他们在自杀者的遗书中找不到比上述三条更多的自杀因素,也很难在进一步的分析中找到比解释为社会问题更好的答案,于是大部分人都会先批评教育,而后批评我们的心理咨询不到位。

    教育这个问题有不少人探讨过了,不再熬述。可是心理咨询如何到位?一所大学,学生人数几万人之多,无论本科生还是研究生都有自杀现象,哪儿来的那么多心理咨询师?而且心理咨询师本身也不是万能的,有一次我甚至听到一位心理咨询师说自己做不下去了,因为:“再这样下去,恐怕我也要自杀了。”可见心理咨询并不是很好的方法,尽管我承认心理干预在某些情况下是能起到扭转局面的作用的。

    大学生自杀,对于社会来说,毫无疑问是损失,但是社会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绝不是该被诅咒的杀人者。 我们不希望有人自杀,哪怕那个人真的走到了绝境。一个现代社会应该希望所有人幸福的活着,而不是选择过早地离去。

    那么,什么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我认为,是道德。

    这样说会引起很多人的反对,在今天的中国,说这个是很空的,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人心不再认为这个可靠。但其实大多数人都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道德本身是我们文明开始之初流传到现在的为数不多的事物之一。

    至于原因,以后再谈好了,说这个话题说得自己蛮压抑。

  • 说明:

    本文并非作者对李工真老师的全部认识,但是最近有些忙,所以暂时不做修改。本文意图在于探讨珞珈山现在的精神所在,所以后面可能会有相应的其他老师的介绍,而对于本文,也会在一段时间之后进行修订。 

     

     

    初次接触李工真老师,是在刚上大学后所听的第一场讲座上。那一次李老师讲座的主题是流亡科学家与曼哈顿计划,一个我不太感兴趣的题目,之所以去听也纯粹是因为想领略武汉大学四大名嘴有着怎样的风采。

    因为从未听过讲座,也没有见过四大名嘴开讲座时的火爆程度,所以去的有点晚,到了多功能报告厅时连个站的地方都很难找到了。于是我索性坐在了讲台前的地上,准备这样听完大学的第一场讲座,不久,一个身材高大、瘦削的教授就进来了。

    这场讲座对我的震动是空前的,讲座开始后不久我的状态就已经是手上写的飞快,而眼睛却很少离开李工真老师身上了。我还记得上次遇见这么让我震动的老师是高二那年的暑假,山东省数学竞赛夏令营,青岛二中的杨冠夏老师讲平面几何的课堂上。这场讲座的最后,我记了满满的四大张纸的笔记,正反面都密密麻麻,还是遗憾自己有些人名没有记下来,而没有记下来的感觉却像是自己遗失了什么……

    而这种遗失了什么的感觉也是我与李老师接触以来常常有的感觉,至于为何会产生这种感觉,我想大概是因为太急于消化李老师向我展示出来的思想吧。

    大一下学期开始,每周四晚我都会去上李工真老师的《大学现代化》选修课,当然,我并没有选上这门课,因为武大的选修课是通过抢注的方式,年级越高,优先权就越大,所以大一的学生想要选上这门全校闻名的课难度非常大。我也无心去要这门课的学分——对于几位我所尊敬的老师,我上完了他们的选修课都没有去考试,因为我觉得上他们课产生的美妙感觉很可能会因为一场有些功利的考试而不复存在。

    李老师的激情贯穿了整个《大学现代化》的课程,听到后来甚至感觉李老师讲课的动力也是直接来自于激情,而非其他。就像他在课程的最后给我们背诵的爱因斯坦的《探索的动机》中所说的那样,促使人们去做这种工作的精神状态是同信仰宗教的人或谈恋爱的人的精神状态相类似的;他们每天的努力并非来自深思熟虑的意向或计划,而是直接来自激情。我相信,很多年以后,也许我不会再用如李老师这样的角度来思考德国,也不会再记起他略带汉腔的历次演讲,但是我肯定记得他最后背诵这篇文章时的模样,因为少有的,我在课堂上被泪水打湿了眼眶。

    曾经有几次晚上,上完《大学现代化》之后,我陪李老师回家,他还是推着他那辆不知道已经多少年了的28自行车,嘴里夹着一根烟,一边走一边跟我用武汉话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说大学,说今天的中国,说珞珈山……李老师的武汉话说的非常豪爽,我这个外地人听起来也就特别的吃力,但是李老师在课堂外从来不愿意跟人多说一句普通话,我也就只好习惯。听到后来,竟然有一次觉得,在课堂上听李老师说普通话不是特别习惯,于是在他那节专门讲述流亡知识分子在美国遇到的语言问题的课堂的间隙,跑上去偷偷跟李老师商议:李老师,可不可以用武汉话给我们讲一次课?李老师不假思索的回了一句:可以啊。于是第二节课一开始,李老师就用武汉话说:有的同学要我用武汉话讲一次课,其实我还是蛮喜欢。因为对我来说,普通话说起来并不习惯,就像那些逃到了美国的犹太知识分子一样,我对于自己从小到大的母语有着特别的依赖。但是武汉话有点粗,我们平时说的很多东西都是骂人的,而且蛮多同学都听不懂武汉话……”我在下面笑得前仰后合,而其他的同学们,想必是从一开始的发懵到渐渐意识到了这件事情的好玩,要不为什么在李老师用武汉话开讲过了十多秒才满堂大笑呢?

    跟李老师一起谈话的时候,话题涉及方方面面,但是总有那么几次涉及到时事和我所学习的专业,李老师表现出来的思维的缜密和看问题角度的独树一帜也让我很是诧异——因为很多角度对我而言是从未想到过,也从未听说过的。到后来我慢慢的习惯了李老师分析问题的方法之后,感觉对自己看待事物大有帮助。

     

    提起李工真老师,就不能不提起李老师的父亲——著名数学家李国平先生。李国平先生是中科院第一批学部委员,也是我们武汉大学建国后仅有的两位当选的第一批学部委员(另一位是老校长李达先生),他的学术成就自是不必说了,我需要提及的是几件小事。

     

    一是关山月先生曾经有一副很出名的画叫做《今日之教授生活》,画中一位穿西装的人在炉灶前专心的读书,似乎是忘记了眼前的炉灶,而在他面前摆放着的另外几本书上,一只猫慵懒的坐在上面,他也浑然不觉,这幅画就是以李国平先生为原型创作的。这幅画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武大教授的精神风貌,算是今天的珞珈学子回味那个逝去的年代的一个不错的素材。关山月先生本人是李国平院士的挚友,在他的自传《情满关山》中对李国平院士的评价是“人生得一知己足已”,所以对于李国平院士的这幅画我想他可谓是尽心尽力。可惜的是我在网上找不到很好的在这幅画的下载版本,哪位如果找到了烦请传我一份。

    李国平有一位学生叫做赵中立,因为学习数学的缘故,赵中立先生需要学习德文,但是在研究德文的过程中,对德国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便改行做德文作品的翻译,最出名的便是他和许良英先生合作翻译的大量的爱因斯坦的作品。前面所述李工真老师在每年《大学现代化》课程的最后所背诵的《探索的动机》,就是他们两人在纪念爱因斯坦诞辰百年时出版的《纪念爱因斯坦译文集》里的一篇译文。

    李国平先生对李工真教授的影响极其深远,甚至在他逝世前的那几年,他还是李工真教授很多方面的老师,在《怀念我的父亲李国平院士》一文里,李工真教授曾专门提到过,我就不列举了。在今天武汉的光谷广场上,有一些铜铸的武汉名人像,李国平先生的雕像便在这上面,据说前几年的时候雕像被人损伤了,后来又重新铸造的雕像(或者是修复的?)至今依然立在广场上,与其他武汉文化名人一起,守望着今天武汉的繁华与落寞。

     

    李国平先生子女众多(前后共有十一位之多),其中我知道的几位都是精英人物。与李工真教授同父同母的七位,按照李工真教授所说的是“无一废品”。除了守望在珞珈山的李工真教授是历史学家之外,其他几位有学数学的,有学经济的,有学空间物理的,有学医学的……可见李家人的确是有一定数学天赋的。李工真教授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多次在课堂上背出一长串的数据而丝毫不用参考任何的讲义,我曾有几次心存怀疑,跟几个好事者把李老师说得数据算了一下,发现无论是总数加起来还是单独的某项所占比例都与李老师所说的毫无二致,可见李老师不仅长于记忆,而且对数学有着非同寻常的敏感。我知道的两位,李工真教授的妹妹李工勤女士,现在已经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数学教授(有人说已经是终身教授),弟弟李工宝教授是华中师大数学院院长。当年李工真老师如果不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下放到汉口去当了八年的剃头匠,浪费了学理科的大好光阴,恐怕现在也早已是名望颇高的科学家了吧?直到今天,李工真教授还认为一个大学最重要的还是理工科,尤其是对于武汉大学这样的地处偏远的大学而言——因为大学的科研,其成果是很容易被评判的,而人文、社科的成果是很难有公认的、很好的标准的,并且常常是限于争论之中,很难产生对人类进步大有益处的结果。

     

    曾经有一位学姐评价李工真老师为最像教授的教授,我想大概是由李工真教授的研究方法和方向所决定的。李工真教授长于讲演,常常能在演讲中不经意的说出带有古典味道的、诗化的语言,而很多句子——根据我的观察——便是译自德语写成的一些作品。李老师本人大俗大雅,但他的雅和那些装腔作势的雅士们相比,完全是两码事。那些人们,也许会在面对别人时,泡上一杯上好的茶,满嘴诗词歌赋;他们也可能打高尔夫,出入高档会所,开限量版的车,有着大量的奢侈品;他们还可能对这个社会一副居高临下的样子,从不接近大众,划清界限。但李工真教授却非如此,他能在一次谈话中为你旁征博引,让你不知不觉陷落在大量的杰出作品中而毫不自知,他能激情澎湃手舞足蹈于三尺讲坛指点江山赢得所有武大学子的掌声而不为所动,他能为你如数家珍一般描绘那些大科学家、大社会学家、大文豪的往事和成就,让你感觉这个人鲜活的存在于人类历史长河,他能独守清高几十年,在商品经济兴起的时候决定一生献给清苦的学术研究,他能以一个堂堂武汉大学博士生导师的身份,一年到头只穿那几件衣服,来回穿梭于诺大的校园只用那辆破旧的自行车,你们能吗?还谈什么雅,还装什么雅呢?

    我无意在写李老师的时候压低其他人以衬托他的高大,但是这个社会,今天的中国,正是李老师等一批知识分子所审视的,所以我认为有必要讲清楚到底谁才是这个社会真正的精英。

    李老师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是恢复高考之后第一批上大学的人,所以一个班里的人的年龄参差不齐,李老师在其中不算年纪很小的,所以一有机会进入大学,他们的状态完全是如饥似渴,按照邓晓芒老师的说法,感觉要学的东西这一辈子都学不完了,于是放弃了几乎所有的娱乐时间,一心扑在了书斋里。也正因如此,李工真老师他们做学问的态度才格外值得我辈学习。一位历史学院的朋友告诉我说李老师每天晚上工作到深夜,第二天很早就起床了,我听了之后格外的心疼——毕竟李老师已经是快六十岁的人了。李老师本人也曾经有一次专门谈到这个问题,他说:有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不去百家讲坛,我说我为什么要去?据我所知我这个年纪的全国很多很优秀的专家,都是拒绝上电视去讲的,因为他们来不及,时间实在太少了,我们被耽误了那么多,哪还有时间去搞这些?所以我说一个人如果拼了命的往百家讲坛挤,那他就已经不是一个真正的学者了……”

    也许是因为人生经历加上自己独特的口才,老师有一种冷幽默,他说出来的东西我常常忍不住笑,但是笑了之后却是深深的记在了心里。比如有一次他讲到有位德国专家来武大,顺便让他带着转转。他带着那人走了一圈之后,人家提出了疑问:为什么武大里面到处都是墙呢?因为对于西方的现代化大学来说,一般是没有墙的,大学是对每个人开放的。然后他想了半天,终于在走到武大附小附近的时候,恍然大悟地说:哦,你们中国人有建长城的习惯!

    当年在汉口做剃头匠时,因为母亲郑若川女士当时正在图书馆工作的便利条件,李老师博览群书,为自己以后的人生打下了不少的基础。他读的书中有很多都是关于音乐的书籍,而他本人的音乐修养也是很高的,据说李老师拉一手很漂亮的小提琴,而他的弟弟李工宝教授则弹的一手好的钢琴。正因如此,去年的时候,有武大学子专门请李工真教授出来做了一场音乐与人生的讲座,我没有去听,据听了的朋友回来说,那是李老师最好的讲座之一,现场几乎都轰动了。直到现在我还后悔当初没有去听。

     

    这个学期,我有时间就去听李老师为历史学院所开设的德国史专题,也去跟李老师探讨过相关的问题,比如有一次我跟李老师探讨马克思,但可惜的是因为许久没有听老师说武汉话的原因,这一段我基本上没有听懂。而上次课课间休息的时候,看到李老师在上面自己擦黑板,我赶忙跑上去:

    李老师,我来吧?

    哎……不用不用,这点事都不能做,人还有什么用?

    听完这个话的时候,我鼻子一酸,很尴尬的走了下来。我想起了我的父亲,一个普通的农民,他们年龄相仿,人生道路不同,但是相似的是,他们都充满斗志和希望。

    我辈青年人,真不知道在该挑起大梁的时候,会否有这样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