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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史研究会五周年祝辞 - [皇皇武大]
2009-04-23 | Tag：生日 校史研究会 五周年
这是一个温暖的春日，珞珈山上青翠的树林和清脆婉转的鸟叫声彼此交融，正如五年前那样。
那年春天，一群年轻人怀着简单的期望，彼此十指紧扣，仰望光瀑下七彩的珞珈。珞珈山下，一段校史，他们说。一股力量从每个人的指尖慢慢袭来。
没有人能预想一个简单的想法会变得多夸张，也没有人可以预见一个简单的梦会变的有多大，人们只是知道，当梦想照进现实的那一刹那，所有人都是睁大了眼睛，张大了嘴巴。
难以忘记2006年的冬天，教五多功能里那句掷地有声的“宣传武大校史，弘扬珞珈精神”震撼了所有在场的社团同仁，那年，一个不到三岁的协会拿到了武大十佳社团；难以忘记2007年的那个夏天，每个人都带着火热的激情走向乐山，寻找那激荡的八年；难以忘记2008年的冬天，一个冷冰冰的学术性社团在那个寒冷的冬夜激情似火，获得武大最佳人气社团；难以忘记2009年的樱花节，300多位义务导游出没在校园的角角落落，为所有到来的客人——坐飞机千里迢迢赶来只为看一眼樱花的一家人，抱着孙子步履蹒跚的老人，憨厚可爱只会说“你好！”“谢谢！”的外国人，一身制服、不怒自威的军人，久别武大、回家看看的校友，懵懂天真、调皮可爱的孩子，出差武汉、顺道经过的外企人士，背着挎包、满脸阳光的阿姨……——像介绍家乡一样的描绘武大……
我们享受这五年的荣耀，也品尝这五年的辛酸。
所以同样难以忘记，那年的招新，一群汗流浃背的男生走过我们的报名点，忽然有人大喊 “还有研究校史的？”，于是所有人都笑做了一团；那年的新生校园游，一位院会负责人说我们不想跟你们合作，因为你们对武大也只是一知半解；那年我们偷偷的在校园里问路人是否知道校史研究会，所有人的回答都是摇头；那年我们费了很大力气办起来的讲座，听者寥寥无几……
我们心痛，除了改变，无路可走。
今夕何夕？此路何路？一次次的彻夜讨论甚至争吵，是怕我们存在着的任何一天都可能变成我们结束的那天，我们怕到那时，我们无颜面对苍翠的珞珈山，美轮美奂的古建筑，还有支撑起武大百年的那些不朽的灵魂。
为了它们，我们走了下来，5年，1826天。
无法想象这是一个多么难的任务，我们甚至不能确定，如果五年前我们已经知道了这有多艰难，会否如此坚定的一往无前。
我们不愿随波逐流，也不愿满地乱舞，因为即使当初只是年少轻狂，我们也有足够的时间在这五年里成长。我们正视我们的现实，正如我们主张武大面对自己的现实，因为我们认定，拥抱现实，才能拥有更广阔的明天。
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更好的明天，但是，一代又一代校史爱好者——或者说以武大为家的年轻人，前仆后继，义无反顾，我们知道，他们行走的方向正是更好的明天！
我们感谢五年来帮助我们成长的人，祝福你们；我们感谢五年来批评甚至阻碍我们的人，尊敬你们；我们感谢五年来每一位倾心付出的校史研究会成员，深爱你们！
愿这春天的阳光，洒在每一个人的心上，也洒在我们共同深爱着的武大！PS：有校内的同学们，可以到http://blog.xiaonei.com/GetEntry.do?id=381367804&owner=255348323&ref=minifeed去给我们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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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的动机——关于我所认识的李工真老师 - [皇皇武大]
2009-04-15 | Tag：李工真 探索的动机
说明：
本文并非作者对李工真老师的全部认识，但是最近有些忙，所以暂时不做修改。本文意图在于探讨珞珈山现在的精神所在，所以后面可能会有相应的其他老师的介绍，而对于本文，也会在一段时间之后进行修订。
初次接触李工真老师，是在刚上大学后所听的第一场讲座上。那一次李老师讲座的主题是“流亡科学家与曼哈顿计划”，一个我不太感兴趣的题目，之所以去听也纯粹是因为想领略“武汉大学四大名嘴”有着怎样的风采。
因为从未听过讲座，也没有见过四大名嘴开讲座时的火爆程度，所以去的有点晚，到了多功能报告厅时连个站的地方都很难找到了。于是我索性坐在了讲台前的地上，准备这样听完大学的第一场讲座，不久，一个身材高大、瘦削的教授就进来了。
这场讲座对我的震动是空前的，讲座开始后不久我的状态就已经是手上写的飞快，而眼睛却很少离开李工真老师身上了。我还记得上次遇见这么让我震动的老师是高二那年的暑假，山东省数学竞赛夏令营，青岛二中的杨冠夏老师讲平面几何的课堂上。这场讲座的最后，我记了满满的四大张纸的笔记，正反面都密密麻麻，还是遗憾自己有些人名没有记下来，而没有记下来的感觉却像是自己遗失了什么……
而这种遗失了什么的感觉也是我与李老师接触以来常常有的感觉，至于为何会产生这种感觉，我想大概是因为太急于消化李老师向我展示出来的思想吧。
大一下学期开始，每周四晚我都会去上李工真老师的《大学现代化》选修课，当然，我并没有选上这门课，因为武大的选修课是通过抢注的方式，年级越高，优先权就越大，所以大一的学生想要选上这门全校闻名的课难度非常大。我也无心去要这门课的学分——对于几位我所尊敬的老师，我上完了他们的选修课都没有去考试，因为我觉得上他们课产生的美妙感觉很可能会因为一场有些功利的考试而不复存在。
李老师的激情贯穿了整个《大学现代化》的课程，听到后来甚至感觉李老师讲课的动力也是直接来自于激情，而非其他。就像他在课程的最后给我们背诵的爱因斯坦的《探索的动机》中所说的那样，“促使人们去做这种工作的精神状态是同信仰宗教的人或谈恋爱的人的精神状态相类似的；他们每天的努力并非来自深思熟虑的意向或计划，而是直接来自激情。”我相信，很多年以后，也许我不会再用如李老师这样的角度来思考德国，也不会再记起他略带汉腔的历次演讲，但是我肯定记得他最后背诵这篇文章时的模样，因为少有的，我在课堂上被泪水打湿了眼眶。
曾经有几次晚上，上完《大学现代化》之后，我陪李老师回家，他还是推着他那辆不知道已经多少年了的28自行车，嘴里夹着一根烟，一边走一边跟我用武汉话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说大学，说今天的中国，说珞珈山……李老师的武汉话说的非常豪爽，我这个外地人听起来也就特别的吃力，但是李老师在课堂外从来不愿意跟人多说一句普通话，我也就只好习惯。听到后来，竟然有一次觉得，在课堂上听李老师说普通话不是特别习惯，于是在他那节专门讲述流亡知识分子在美国遇到的语言问题的课堂的间隙，跑上去偷偷跟李老师商议：“李老师，可不可以用武汉话给我们讲一次课？”李老师不假思索的回了一句：“可以啊。”于是第二节课一开始，李老师就用武汉话说：“有的同学要我用武汉话讲一次课，其实我还是蛮喜欢。因为对我来说，普通话说起来并不习惯，就像那些逃到了美国的犹太知识分子一样，我对于自己从小到大的母语有着特别的依赖。但是武汉话有点粗，我们平时说的很多东西都是骂人的，而且蛮多同学都听不懂武汉话……”我在下面笑得前仰后合，而其他的同学们，想必是从一开始的发懵到渐渐意识到了这件事情的好玩，要不为什么在李老师用武汉话开讲过了十多秒才满堂大笑呢？
跟李老师一起谈话的时候，话题涉及方方面面，但是总有那么几次涉及到时事和我所学习的专业，李老师表现出来的思维的缜密和看问题角度的独树一帜也让我很是诧异——因为很多角度对我而言是从未想到过，也从未听说过的。到后来我慢慢的习惯了李老师分析问题的方法之后，感觉对自己看待事物大有帮助。
提起李工真老师，就不能不提起李老师的父亲——著名数学家李国平先生。李国平先生是中科院第一批学部委员，也是我们武汉大学建国后仅有的两位当选的第一批学部委员（另一位是老校长李达先生），他的学术成就自是不必说了，我需要提及的是几件小事。
一是关山月先生曾经有一副很出名的画叫做《今日之教授生活》，画中一位穿西装的人在炉灶前专心的读书，似乎是忘记了眼前的炉灶，而在他面前摆放着的另外几本书上，一只猫慵懒的坐在上面，他也浑然不觉，这幅画就是以李国平先生为原型创作的。这幅画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武大教授的精神风貌，算是今天的珞珈学子回味那个逝去的年代的一个不错的素材。关山月先生本人是李国平院士的挚友，在他的自传《情满关山》中对李国平院士的评价是“人生得一知己足已”，所以对于李国平院士的这幅画我想他可谓是尽心尽力。可惜的是我在网上找不到很好的在这幅画的下载版本，哪位如果找到了烦请传我一份。
李国平有一位学生叫做赵中立，因为学习数学的缘故，赵中立先生需要学习德文，但是在研究德文的过程中，对德国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便改行做德文作品的翻译，最出名的便是他和许良英先生合作翻译的大量的爱因斯坦的作品。前面所述李工真老师在每年《大学现代化》课程的最后所背诵的《探索的动机》，就是他们两人在纪念爱因斯坦诞辰百年时出版的《纪念爱因斯坦译文集》里的一篇译文。
李国平先生对李工真教授的影响极其深远，甚至在他逝世前的那几年，他还是李工真教授很多方面的老师，在《怀念我的父亲李国平院士》一文里，李工真教授曾专门提到过，我就不列举了。在今天武汉的光谷广场上，有一些铜铸的武汉名人像，李国平先生的雕像便在这上面，据说前几年的时候雕像被人损伤了，后来又重新铸造的雕像（或者是修复的？）至今依然立在广场上，与其他武汉文化名人一起，守望着今天武汉的繁华与落寞。
李国平先生子女众多（前后共有十一位之多），其中我知道的几位都是精英人物。与李工真教授同父同母的七位，按照李工真教授所说的是“无一废品”。除了守望在珞珈山的李工真教授是历史学家之外，其他几位有学数学的，有学经济的，有学空间物理的，有学医学的……可见李家人的确是有一定数学天赋的。李工真教授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多次在课堂上背出一长串的数据而丝毫不用参考任何的讲义，我曾有几次心存怀疑，跟几个“好事者”把李老师说得数据算了一下，发现无论是总数加起来还是单独的某项所占比例都与李老师所说的毫无二致，可见李老师不仅长于记忆，而且对数学有着非同寻常的敏感。我知道的两位，李工真教授的妹妹李工勤女士，现在已经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数学教授（有人说已经是终身教授），弟弟李工宝教授是华中师大数学院院长。当年李工真老师如果不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下放到汉口去当了八年的剃头匠，浪费了学理科的大好光阴，恐怕现在也早已是名望颇高的科学家了吧？直到今天，李工真教授还认为一个大学最重要的还是理工科，尤其是对于武汉大学这样的地处偏远的大学而言——因为大学的科研，其成果是很容易被评判的，而人文、社科的成果是很难有公认的、很好的标准的，并且常常是限于争论之中，很难产生对人类进步大有益处的结果。
曾经有一位学姐评价李工真老师为最像教授的教授，我想大概是由李工真教授的研究方法和方向所决定的。李工真教授长于讲演，常常能在演讲中不经意的说出带有古典味道的、诗化的语言，而很多句子——根据我的观察——便是译自德语写成的一些作品。李老师本人大俗大雅，但他的雅和那些装腔作势的雅士们相比，完全是两码事。那些人们，也许会在面对别人时，泡上一杯上好的茶，满嘴诗词歌赋；他们也可能打高尔夫，出入高档会所，开限量版的车，有着大量的奢侈品；他们还可能对这个社会一副居高临下的样子，从不接近大众，划清界限。但李工真教授却非如此，他能在一次谈话中为你旁征博引，让你不知不觉陷落在大量的杰出作品中而毫不自知，他能激情澎湃手舞足蹈于三尺讲坛指点江山赢得所有武大学子的掌声而不为所动，他能为你如数家珍一般描绘那些大科学家、大社会学家、大文豪的往事和成就，让你感觉这个人鲜活的存在于人类历史长河，他能独守清高几十年，在商品经济兴起的时候决定一生献给清苦的学术研究，他能以一个堂堂武汉大学博士生导师的身份，一年到头只穿那几件衣服，来回穿梭于诺大的校园只用那辆破旧的自行车，你们能吗？还谈什么雅，还装什么雅呢？
我无意在写李老师的时候压低其他人以衬托他的高大，但是这个社会，今天的中国，正是李老师等一批知识分子所审视的，所以我认为有必要讲清楚到底谁才是这个社会真正的精英。
李老师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是恢复高考之后第一批上大学的人，所以一个班里的人的年龄参差不齐，李老师在其中不算年纪很小的，所以一有机会进入大学，他们的状态完全是如饥似渴，按照邓晓芒老师的说法，感觉要学的东西这一辈子都学不完了，于是放弃了几乎所有的娱乐时间，一心扑在了书斋里。也正因如此，李工真老师他们做学问的态度才格外值得我辈学习。一位历史学院的朋友告诉我说李老师每天晚上工作到深夜，第二天很早就起床了，我听了之后格外的心疼——毕竟李老师已经是快六十岁的人了。李老师本人也曾经有一次专门谈到这个问题，他说：“有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不去百家讲坛，我说我为什么要去？据我所知我这个年纪的全国很多很优秀的专家，都是拒绝上电视去讲的，因为他们来不及，时间实在太少了，我们被耽误了那么多，哪还有时间去搞这些？所以我说一个人如果拼了命的往百家讲坛挤，那他就已经不是一个真正的学者了……”
也许是因为人生经历加上自己独特的口才，老师有一种冷幽默，他说出来的东西我常常忍不住笑，但是笑了之后却是深深的记在了心里。比如有一次他讲到有位德国专家来武大，顺便让他带着转转。他带着那人走了一圈之后，人家提出了疑问：“为什么武大里面到处都是墙呢？”因为对于西方的现代化大学来说，一般是没有墙的，大学是对每个人开放的。然后他想了半天，终于在走到武大附小附近的时候，恍然大悟地说：“哦，你们中国人有建长城的习惯！”
当年在汉口做剃头匠时，因为母亲郑若川女士当时正在图书馆工作的便利条件，李老师博览群书，为自己以后的人生打下了不少的基础。他读的书中有很多都是关于音乐的书籍，而他本人的音乐修养也是很高的，据说李老师拉一手很漂亮的小提琴，而他的弟弟李工宝教授则弹的一手好的钢琴。正因如此，去年的时候，有武大学子专门请李工真教授出来做了一场“音乐与人生”的讲座，我没有去听，据听了的朋友回来说，那是李老师最好的讲座之一，现场几乎都轰动了。直到现在我还后悔当初没有去听。
这个学期，我有时间就去听李老师为历史学院所开设的“德国史专题”，也去跟李老师探讨过相关的问题，比如有一次我跟李老师探讨马克思，但可惜的是因为许久没有听老师说武汉话的原因，这一段我基本上没有听懂。而上次课课间休息的时候，看到李老师在上面自己擦黑板，我赶忙跑上去：
“李老师，我来吧？”
“哎……不用不用，这点事都不能做，人还有什么用？”
听完这个话的时候，我鼻子一酸，很尴尬的走了下来。我想起了我的父亲，一个普通的农民，他们年龄相仿，人生道路不同，但是相似的是，他们都充满斗志和希望。
我辈青年人，真不知道在该挑起大梁的时候，会否有这样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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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百年历史概述 - [皇皇武大]
2008-05-19 | Tag：武大 校史 概述
武汉大学起源于1893年，最早是湖广总督张之洞为兴西学而强国，奏请清政府所建的自强学堂。后改名为方言学堂。1911年辛亥革命后，方言学堂随清政府的灭亡而终结。
1913年，北洋政府经多方筹备，在原方言学堂的基础上建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后因学校发展之需，校名多次变更，先后改名为国立武昌师范大学、国立武昌大学、国立武昌中山大学。其间军阀混战、时局动荡，而先贤们为国为家，不辞劳苦，办学卓有成效。
1928年，首任校长王世杰先生与群贤齐聚东湖之滨、珞珈山下，披荆斩棘，筚路蓝缕，共创国立武汉大学。创立之初，即有成就世界一流大学之念，而珞珈山麓风景秀美，东湖之滨气候宜人，加上建筑师之巧夺天工，本校环境得以独冠全国。其后数年，学校纳名师、招贤才，水平日渐提升，声誉日渐高涨，跻身民国五大名校之列。
1937年，抗战爆发，迅速波及武汉。1938年，在王星拱校长带领之下，武大举校西迁四川乐山，已而珞珈山为日寇所占。乐山八年战火连天，山河飘摇，而武大人不畏艰辛，发奋图强，提出学术救国主张，使得武汉大学非但未因战事而停止发展，反而大师云集，英才辈出。抗战胜利后，武汉大学于1946年得以重返珞珈山。至1946年底，学校已设有"文法理工农医"六大学院，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望。
1949年建国之后，武汉大学历经院系调整，成为直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领导的重点文理综合大学，并于1958年光荣地接受毛主席检阅。但文革十年，武汉大学发展停滞，损失惨重。
改革开放后，武汉大学抓住难得机遇，大力改革，加快发展。在全国率先推行双学位制、学分制、导师制、主辅修制等多项改革，取得巨大成功，推动了武汉大学的长足进步和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进程。
2000年，在教育部安排、协调下，武汉大学与原武汉水利电力大学、原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原湖北医科大学成功合并，组建成新的武汉大学，成为全国高校合并的典范。并校至今，武汉大学再一次获得长足发展，办学规模进一步扩大，办学实力进一步增强，现已形成多学科综合发展、多种办学层次并存的格局。
一百多年来，众多历史文化名人曾在此留下他们的足迹。周恩来、董必武、陈潭秋、郭沫若等曾在这里指点江山；辜鸿铭、竺可桢、李四光、闻一多、郁达夫、叶圣陶、李达等曾在这里激扬文字。
一百多年来，众多知名学者曾在此传道、授业、解惑。“五老八中”、黄侃、朱光潜、吴宓等曾在这里诲人不倦；叶雅各、李剑农、吴其昌、燕树棠、李国平、夏坚白、任凯南等曾在这里传其大道。
一百多年来，众多英才曾在这里度过人生中最宝贵的青春年华。章伯钧、陈潭秋、罗荣桓、伍修权等曾在这里挑灯夜读；刘西尧、张培刚、欧阳予、朱九思、萧萐父、刘诗白、谭崇台等曾在这里悬梁刺股。
纵览武汉大学百年，正是中国历史的风云百年。在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众多仁人志士为中国的出路与发展殚精竭虑、呕心沥血，这其中有武大的不可磨灭的一部分；在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武大见证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与成就，饱经沧桑；在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武汉大学一直处于中部文化中心位置，为推动中部乃至全中国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在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武汉大学始终致力于科技发展与人类进步事业，披荆斩棘，敢为人先！
说明：这是我为武汉大学校史馆写的前言，
历时很长，但写的时间不长；
写的不好，但写完这个如释重负。
因为，
因为这个责任对自己来说太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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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值王星拱校长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学校在狮子山上举行王星拱校长雕像揭幕仪式，意义自是非凡。笔者从事校史研究一段时间，对王校长也有一定了解，故而有一些话想说出来，以纪念这位辈受世人尊敬的老校长。
王星拱校长是武大历史上一位深得人心的校长，在他担任武汉大学校长的12年间，兢兢业业、励精图治，使得武汉大学即使后来因为战乱被迫西迁乐山，在学术上和人才培养上依然辉煌甚至有胜于和平年代，所以王校长本人也获得了极高的评价。国立武汉大学第一任校长王世杰先生在自己因事离任前曾发表这样的声明：“以上种种事实，使兄弟日来感觉得十分不安。好在政府已决定请王抚五先生主持校务，各位院长、各位先生也一致表示，愿对本校未来的发展，竭力负责。近四五年来，抚五先生及各位教职员先生，对于校务发展，均竭知尽能，不辞劳苦。抚五先生忠诚劳苦，尤为全校所共仰。校事得抚五先生主持，当能平稳发展。这是兄弟的绝大安慰。”
而那时的学生们也是对王校长钦佩有加，有一个学生殷正慈曾经这样写道： “当我初入珞珈时，尚是十余岁的懵懂女生，心目中的大学校长，是位高不可攀的巨人。在‘新生训练周’中，抚五先生莅临训话，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但见身着蓝色长袍，黑色马褂，面容端凝，举止严肃，完全是循循雅素的儒者典范。他除了勉励我们新生应如何用功读书，如何锻炼身体，德、智、体、群，四育齐头并进外，对于女生教育，尤当注意自尊自重，自强不息。在求学期间，不宜广交游，贪逸乐等等。这番谆谆告诫，十分平易近人。打破了我混沌心目中多年来的巨人偶像，他原是一位颇有古风的今之君子。”
此后两年，因大学中缺少公公集会——如中学里的‘纪念周’之类。也就少有机会再见到校长。只听到化学系学长们互相传说：抚五先生本是一位杰出的化学教授，可惜转业行政工作，反而掩盖了他的长才。
的确，王星拱校长本身就是一位杰出的化学家，而且历任北京大学理学院院长、武汉大学理工学院院长，学术成就可见一斑。所以在这次王星拱校长的雕像揭幕仪式上，特意请化学学院的部分同学做志愿者，学校的安排也可谓是用心良苦。
但值得欣慰的是，王校长的治学严谨以及多年从事学术的背景对于武大的学术发展却是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他关于武大的学术发展的一些意见，不仅是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对学校的学术研究以及教授和学生们有很强的安定作用，即使是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依然对我们有所启示。我从校史中发现了王校长1929年10月5日在总理纪念周上的演讲(《国立武汉大学周刊》第31期)，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王校长对于学术的观点：
“我们试看看：一种学术之影响于民族之兴衰及国家之隆替，往往都是在数十年之后。……我们研究学术，不能有求速效的心思，所以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学记》上说：‘君子之于学也，藏焉、游焉、修焉、习焉。’韩愈《进学解》上说：‘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专毁于随。’所谓志据依游，所谓藏游修习，以及所谓勤所谓专，都是要朝夕不离，优游涵泳于学术之中的意思。
因为军事、政治、教育三种事业的性质不同，所以从事于这三种事业的人所应当采取的精神和方法，也应该不同。在政治里边，倘若使用军事的眼光，必定损失政治的效能；在教育里边，倘若掺杂政治的工作，也必定摇动教育的基础。所以我们从事研究学术的人，是要不管政治才好。
我们在这个时候，必定要抱持不管政治的态度，才能造成研究的空气，才能希望得到学术独立的结果，才能把武昌变成文昌，才能从武汉的名义而收到文华的实在。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想法，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尤其是武大西迁乐山时期，王校长一直强调不支持学生们上战场，鼓励大家“以学术救国”，并且多次向大家强调我们这些人肩负着十年之后建设国家的重任，多次强调要把眼光放得长远一些。王校长不仅是在倡导长远的眼光，其实他本人就是这样的一个目光长远的人。历史学院马同勋教授（现年已92岁高龄）在回忆武汉大学在乐山的那八年时，曾提起过这样一件事：在武汉大学举校西迁四川乐山之后，教授们一开始还有非常丰厚的薪金，于是大家都到繁华的街道上的租很好的大房子住，但王星拱校长却在很远的郊区买了一块地，盖上房子，围好篱笆，1939年乐山遭受轰炸，繁华地带房屋全被炸光，教师们大都无家可归，但王校长因为住的远，所以住宅毫发未损，以至于当时很多教师和学生都赞叹王校长目光长远。
另外为人所称道的还有王校长极其清醒的头脑。应该说，在国立武汉大学建立之初的几年内，武大的崛起速度是非常之快的，很多人将其称之为后起之秀，更有不少人声明武大的发展有无限的潜力，但此时的王校长却依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和谦卑的心态。在1931年，王星拱先生还未当选武大校长的时候，他就曾在总理纪念周的演讲上提出武大要谨防铺天盖地的赞扬之声，不要陶醉其中而不能自拔。现在想来，也许就是这种心态使得整个武汉大学在王校长的引领下，取得了不断的进步甚至是飞跃。而这种谦卑的精神以及不骄不躁的气质，也成为了今天武汉大学的宝贵的精神财富，需要我们一代代的传承。
说了这么多，该说一下王校长的办学理念和风格了，这个也许是最重要的。
首先，关于大学的任务和使命，王校长 1932年12月12日在总理纪念周上的演讲《大学的任务》对其做了很好的说明，原文摘抄如下：
所以大学的任务，是很繁多的，但是概括起来，可以分作三方面来讲： (甲)在道德的方面，大学应当树立国民的表率。 (乙)在知识的方面，大学应当探研高深的理论。 (丙)在技能方面，大学应当研究推进社会进步的事业。
有人主张：学校的教育，须得适应社会的需要。直截了当地说，就是：出了学校就可以吃饭的科目，我们就去教它、我们就去学它，这就是适应。生物的适应，固然是进化历程中的重大关键，然而适应的解释，也不是很简单的一件事。至于在人类社会之中，我们更不能无条件地讲适应。一个病态社会里所需要的东西，和一个健全社会里所需要的东西不同，所以要适应一个病态社会的条件，和适应一个健全的社会的条件不同。我们不能只管社会的需要是什么东西，我们应当改良社会，使社会需要它所应当需要的东西。专门的技能，是近代健全的社会所应当需要的。
其次，对于武大的学术与教学，王校长的观点发人深省：
“武大自从开办以来，历史还不长久，在这几年中，我们专在教学方面做工夫。但是大学的任务，不仅仅在灌输已有的知识，还要在知识的世界增加未曾发现的材料，所以教学和研究并重……各国大学制度不同，有的侧重于知识之创造和连续，有的还要并重人格的培养。我们的学校是采取第二原则的。不但是教室、实验室里，要有一定的秩序，即在平素的时候，也要养成良好的学风。”
再次，王校长对于本科生的学习，进而是学生的读书、治学，关心备至，对此他曾多次演讲、发文说明做学问的道理；而对于学生的保护，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王校长也做的堪称极致，为了保护好武大的爱.国学生，他甚至不惜与当局有所冲突，尽管他曾一再劝诫学生不要与政府和当局作对，尽管他曾很痛心一些学生不听他的劝告而去与参加了游.行.示.威甚至是弃学参军……而且王校长是一个很温和的人，甚至有的时候一些老师犯了错误他都会无条件的原谅而不会去整治，但当武大的学生要被抓走时，他却挺身而出力保他们的安全，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怀呢？
但王校长虽然有如此成就，他走过的校长之路却又远非坎坷二字所能概括。我们都很熟悉王校长是乐山八年（武大历史上最艰苦时期）的校长，但鲜为人知的是即使抛开乐山八年的艰苦不说，仅仅是在“一二九”运动中，因为学生罢课上街发动游行，王校长就曾从校长位子上辞过职。但这一切都没有把他压垮，更没有使他对武大丧失信心。那个年代，很多大学因为战事而衰落了或是灭亡了，但武大反而在乐山的艰苦条件之下，创造出了令人惊叹的成就，个中原因，怕是王校长对学校的呕心沥血当居首功。
后来，武大尚未完全回到珞珈山下的时候，那时的教育部一纸调令把王校长调到了中山大学。就像当年王世杰校长一样，他也洒泪告别了武大。可是不同的是，王世杰校长是离开自己苦心建造了很久的理想，而王星拱校长却是在即将回到朝思暮想了八年的家的时候，突然被迫离开。那时的他是否有怨言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知晓的是，他到了中山大学不久之后，中山大学旧貌换新颜。一代完人当如是。
其实，我在这儿写下的很多东西都是查得到的，因为校史有根有据，只是大部分人并不知晓。
此次王校长的雕像揭幕仪式对于我们而言是很重要的。也许一个纪念仪式本身不代表着什么，但这样的仪式提醒着我们不能忘记那段峥嵘的岁月，不能够忘记那些为武大走到今天作出了卓越贡献的伟大的灵魂，有很多时候，对过去的反思，是对现在和未来的负责。
相信，我们诚恳的相信，在这种深层次的反思中，武大会走的越来越好。 -
昨天晚上，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去听刘道玉校长的讲座。
意料之中的是，人山人海。很多人都没能进去，只能在人文馆主厅外面竖着耳朵听刘校长的讲座，因为根本挤不进去了。但幸运的是，我虽然是站着，但站在了中央的过道上，所以很有幸的拍到了这张很珍贵的照片。
开讲后不久，刘校长就很心痛的说，”我不得不向大家宣布一个很难做出的决定，这将是我最后一次面对大学生的讲座”。而后继续说了几句打湿我眼眶的话语——“作为一个教师来说，如果没有了学生，他的生命将黯然失色；对一个大学来说，如果没有了学生，大学就不复存在了——所以大学始终应该坚持学生是学校的主体，学校的一切工作都是为学生服务的，为学生成才服务的。如果我的这个决定能够得到同学们的理解、谅解，我将非常感谢 ！”
如果这些话语放在随随便便哪个教育者身上，也许我并不会太感动。但刘道玉不同，太不同。
刘道玉校长，作为武汉大学最后一个真正的为广大学子所崇敬的校长，虽然当年是全国重点高校中最年轻的校长（当选为校长时仅有四十八岁），已经是七十五岁的老者。坐在讲台上的同学们刻意铺的厚厚的椅子上，已经力不从心。所以，我们自当理解他所说的这次讲座将成为闭门讲座的那份心情。值得一提的是，我把这次讲座做了全部的录音。如果有人想要，可以联系我。
不再熬述，以一名新闻人的角度，对这次讲座，做一次详细记录。（我知道学校的网站上有所记录，但令人不甚满意，所以做一次迟来的记录）
刘校长的讲座，主要是三个方面。
1.教育改革应当从体制改革入手2.独立、民主、自由是大学的精髓；
3.中国大学需要什么样的教育体制？
作为中国教育制度的改革者，刘校长曾经的改革是很具轰动性的。那时中外记者们堵在武大行政楼外面，随时看武大又有什么新的举措。就是在这样的改革之风的领导下，武汉大学从八十年代初的全国重点大学倒数变成了“不是第三就是第四”，而现在为大家所熟悉的转专业、双学位、辅修制、插班生制……就是在那个时候的武大提出的。那个时代的武大有了中国大学中难能可贵的自由学术之风，成为了大量学生甚至教授学者们的理想的去处。
一. 教育改革应当从体制改革入手
㈠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深远意义
它的意义怎么估计都不过分！
㈡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总书记，群众称之为共产党的良心。那次会议上，***当选为国务院总理，他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奠基人，那时就有“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之说。
而在他们上任后，在1985年5月15日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会议上，讨论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其后不久，教育部就通转了该《决定》。但可惜不久之后我们就放弃了该决定。
刘校长认为，《决定》中的主要精神是——
“ 中央认为，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必须从教育体制入手，有系统地进行改革。改革管理体制，在加强宏观管理的同时，坚决实行简政放权，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调整教育结构，相应地改革劳动人事制度。还要改革同社会主义现代化不相适应的教育思想、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经过改革，要开创教育工作的新局面，使基础教育得到切实的加强，职业技术教育得到广泛的发展，高等学校的潜力和活力得到充分的发挥，学校教育和学校外、学校后的教育并举，各级各类教育能够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多方面需要。 ”
“在整个教育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必须牢牢记住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衡量任何学校工作的根本标准不是经济收益的多少，而是培养人才的数量和质量。紧紧掌握这一条，改革就不会迷失方向。 ”
说完这些后，刘校长非常痛心的说：“可是，在这个决定颁布后不久，我们就完全抛弃了这个《决定》。”
㈢为什么教育体制改革要从体制改革入手？
首先说明体制：体制就是一个体系当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制度，它分三个层面：宏观、中观、微观，而教育体制就是中观制度。
中国教育是“大一统”体制，即高度的集权，大包大揽，统管一切。其特点是
①把持一切教育工作，从决策与管理，如学校设置、教学评估……
②垄断着一切教育资源，如统一高考、统一录取分数线、人事任免、专业设置、经费、科研项目、外事、重点实验室、名师评选……
说来实在是笑话，连大学生能否结婚还要教育部下文。这是法盲才做出这样一个决定！（全场鼓掌）结不结婚是婚姻法规定的，你教育部有什么权利越过婚姻法来管这个问题呢？又比如说大学生能不能在校外租房，大一学生能不能买电脑这样的问题（被掌声淹没）。所以我说，我们这个教育是该管的它不管，不该管的它抓住不放！（掌声）
刘校长援引群众的话说，目前是中国教育史上集权最严重的时期，例如直属大学，文革前是23所，78年是34所，而现在是76所，足以说明问题！
中国有多少教育工程？
已知的有：211、973、985、园丁、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全面推进素质教育、阳光百千万人才……
巧立名目，明显是在炒作！
我们的教育是“工程思维”，什么是工程思维？它是计划经济思维，也就是“好大狂”或形式主义思维法，既然计划经济不能振兴我国经济，难道工程思维 能振兴我国的教育？
大家可能会看到托普勒写的《第三次浪潮》，他就讲到了，在工业时代大就是好，什么也要大，可是到了第三个时代，也就是信息时代，可就不是大就是好了。而是小就是好，小就是美，小就是智慧。可是尽管我们中国的经济已经到了市场经济，可是绝大多数人的思想还是停留在“好大狂”的思维方法上面。
于是我们评了十年211工程，可是只是劳民伤财。很多学校挤破了头要进，延边自治州的延边大学、西安的长安大学都进了，这两所大学本来23世纪都进不去！（全场笑，鼓掌）而大学的合并也是胡乱指挥，我的看法是大学合并应该“自由恋爱”，大学评估之后一位评估组的校长说：“这些不能再搞了，这是逼良为娼！教人作假！”
而在长江学者出来后，“泰山学者、燕山学者、珞珈学者、岳麓山学者、长白山学者、天山学者、楚天学者、东湖学者、黄河学者、湘江学者、赣江学者、普海学者……学者”也都纷纷出来了。（全场哗然）
之后刘校长展示了他从网上下载下来的聊城大学的天价豪华校门。北大未名湖边上的五星级宾馆，人大的十三层电梯。
㈣大一统教育造成的后果也显而易见
①导致大学没个性与特色
②严重窒息了大学的创造
③出现瞎指挥、冒进
④互相攀比，评估造假
⑤形式主义流行二.独立、民主、自由是大学的精髓
大学理念和性质决定体制。
什么是大学理念？这是回答大学是什么、干什么的问题。
现在中国的大学校长没有一个是教育家。 大学校长应该懂哲学，不懂哲学就不懂思维，你要看一下西方著名的教育家本身就是哲学家，要么就是哲学功底非常厚实的教育家。而中国的现象是，哲学家不研究教育，他只研究政治。
康德说：“大学是一个学术共同体，它的品性是独立，追求真理与学术自由。”
奥斯本说：“这样的地方——或许应该是现代大学，人们常常发现大学的基本原则是，它被假定是学习和体验而非按指令行事的地方。”
这两人的对大学的概括非常经典，所以我把它们引出来，希望同学们好好理解他们对大学理念的概括。
随后刘校长又总结了中国大学一百多年来走过的先抄欧美后抄苏联现在又抄欧美的历程，在此不再熬述。中国大学的体制——打一双色熟食。（答案是剥了蛋壳的鸡蛋，蛋清是白的，是欧美的，蛋黄是黄的，代表中国）
三.中国大学需要什么样的教育制度？
“大一统”制约着教改，具体的说，就是教育部要彻底放权，转变其领导职能。
㈠改革大学校长选举办法
①首先是民主选举校长
②选举具有思想家素质的教育家当校长，建立职业校长体制，这事办好大学的关键
③要实行校长治校、教授治学，治学者选治校人这是天经地义的。
在教育上，我们的教育部要做到老子的“无为而治”，像美国教育部那样。你无为，下面才会有为！
世界上有9000所大学，4200所在美国，世界上前一百所大学大约有80所在美国。这是他们的教育部的功劳吗？不是！美国直到1980年才有教育部！而且权利还基本上在大学。
㈡改革大学招生制度。恢复高考三十年，曾经对我们起了很大作用，但它今天在阻碍中国教育的发展，所以必须改革。我们的总原则应该是：三权分立，考试独立，按需招生，招录自主。
㈢所谓三权分立，就是指：
①教育部制定考试政策和监督考试公平
②独立的考试院拥有考试权
③大学拥有招录权
实行按大区、省市、重点大学和艺体院校四类分别考试和录取。并且像美国大学招考那样，不要一棒子打死，这次不行，还有一次（一年之内）。
㈣改革教学与管理制度。80年代武大的成功改革，连北大的教授都想来武大，高考状元来武大，成功就在体制改革。比如学分制。但是现在的学分制，很多学校是真的学分制还是假的学分制还有待商榷。
㈤改革本科生培养人才的模式
人才成长的公式应该是：志趣——信念——理想——执着——成功
两个口号之争：专才与通才。自从1952年争论至今，已经55年了。仍然扭转不了学习苏联时期造成的影响。而今天专才为主的莫斯科大学都已经放弃了专才教育，我们为什么还拽着不放呢？而在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后的今天，我们的思考是：西方国家在精英教育阶段就实行了通才教育，那我们的已然是大众化教育的今天是否更应该实行通才教育呢？大学要全面培养素质，而不是进行职业教育。中国的科学家研究的不是自己的兴趣，而是国家的任务，这就是中国为何没有得到诺贝尔奖的重要原因。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做学问应有三点“1.好奇心2.自由3.要有闲暇时间”。我在跟同学们讨论的时候，我始终强调兴趣是第一位的。决定你的命运！而我看到的是中国大学生的60%以上学的都不是自己喜欢的专业，这跟美国是大不同的。美国大学甚至可以根据你的兴趣为你自己设专业。
总结：当然，我也知道我的呼吁是无济于事的，但是我还必须呼吁，这就像杜鹃忧天那样，总有一天我相信会实现的，这是迟早的……（被掌声盖过）
恕我对我们的教育部长周济大不敬，周济不懂什么是教育，也不懂什么是真正的教育改革！（被长时间掌声盖过）他在去年的一次中外记者会上说我们的教育是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基本实现义务教育和基本实现扫除青年文盲。这是一个伪命题！我们的农村义务教育的免费是从去年才开始的，而我们说的义务教育是从1986年开始的，也就是说从1986到2007年我们搞了二十年的假义务教育！（说到这儿，校长异常严肃，全场沉默，然后掌声）
我现在以孔子的三忘来约束自己，年老未敢忘国忧啊！
最后，两个同学提问。一位同学问道，刘校长，您当年有做武汉市市长和教育部部长的机会，可您都放弃了。如果让您重来，您会不会选择另外一条道路来进行改革？
人生啊，就是不断的选择。 我一生有过很多的选择。从苏联回来的时候，周总理推荐我去军事科学院，我当时已经挂上将军帽了。但我都没有选择那些，因为我热爱教育。我现在都不敢和同学谈论这些，不敢开讲座了也是因为此。患脑血管病了的人就怕激动，而我一说这个就会激动。当然，也有人问我，你当教育部长，也许会贡献更大。可我悟出了一个道理，京官难当！很难做！所以我不后悔。尽管我身体不好，可我每年写一本书，十篇论文，倡导教育。但是我相信只要坚持，是会前进的，也可能慢一点。去年在北京开座谈会，我一个学生说：“刘校长，我给你讲三句话。第一，改革者都没有好下场；第二，改革的道路是漫长的；第三，历史终将沿着改革者的足迹前进。”（全场掌声雷动，久久不停）
后来又一个问题后，刘校长离开了讲台。会场上长达超过五分钟的久久的掌声，送校长离开……
刘校长的讲座，不到五百个人的座位的人文馆主厅，至少一千五百人听完了这场讲座。现场令人窒息，但更令人窒息的却是校长的掷地有声的话语。
看到刘校长，我们就看到今天的武大还在。
在我写这些的时候，得到消息，学校网站上关于刘校长的闭门讲座的新闻已经被强行删除。我知道，写这些有多触动他们的神经，可是，不写出来，我怕自己会后悔一生。
我们需要思考大学的精神，大学的真谛。如果了解了、思考了的人能一点点传播，那么我想刘校长的苦心以及闭门讲座的无奈就可以得到真正的安慰了。
鸢都依然
执子之手，与子作偕老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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