鸢都依然

我承认，写博客这件事上，我很不靠谱。已经三个月没有更新了。而且前一阵还策划了很久不要这个博客了，去申请一个独立域名，终于因为嫌麻烦没有做。那以后还是留着这儿吧。
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个人有一点喜新厌旧。

这两天纪录片《1428》的导演带着这纪录片来武大新闻院，本来还以为要费点小周折才能搞到票，谁知道今天拿着票去发现根本就没人管。
看了有不到半个小时就离开了，因为情节、镜头基本上在意料之中，这不是我想要的纪录片。大概我是个外国人的话会很有兴致的看。不过看《那啥之后sichuan很多眼泪》（此处请读者自行猜想是哪个片儿）的时候，大概是因为片长比较短的原因吧，我一直都注意力比较集中，没有看不下去的感觉。
从放映室里走出来——不得不说新闻院这个报告厅真的不适合放电影——去找付老师借了D80，回到放映厅边上，跟工作人员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等待放映结束。然后意外的邂逅了杜海滨导演。

(顺带说一句，D80自带的那个镜头拍这种比较暗的环境，真的很烂)

我要说的不光有杜海滨导演，还有边上这位。说起来我一直觉得生活中有不少人的勇气和想法都很让我震惊，比如这位就跟杜导简单寒暄之后，说了句：“我前一阵拍了个纪录片，是关于西部的，大概是在那边走了两万XX里拍的……”我一下子就惊了。。。。。后面他们的对话就都没听清了，很崇拜的狂拍。

嗯哼~~

对嘛，导演要有个思考的样子……

背景故意这么乱的，付老师，表打我~~

这是我们电视摄像理论课老师，今年才开始带课。很亲切、很靠谱、很年轻、很务实……基本上思维很活跃，年轻就是好啊。

关键还很帅。

最后，倾情奉献今天拍到的两位同学，看到的话别打我。

沈同学，我觉得抓的很成功啊。

嗯，拈花微笑？

现在在青岛。

博客荒废很久了，不想花心思写，只想宣泄下。

我没有实习没有打工没有写东西发一切都没有干，可是我天天忙天天累时不时的吵架时不时的生气更多时候在隐忍。

妈的。

我想你们好好的，受再多苦我也值得。

我想念饭否想饭否上留下的字字句句，我讨厌看到随便谁一句漫不经心的话便将我推入痛苦中去，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样的角色。

这混乱的生活。

也许，该自己走。

我得承认，这个是标题党。因为在备考过程中看到有一位在网上原封不动的把光明老师2008年的中国新闻史考试写了出来，受益匪浅，所以这项公益性事业还得一届一届的做下去。

光明老师确实是非常负责任的老师，也是绝对的不应付考试的老师，这半年跟他学中国新闻史受教良多，明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还会再去听一次的，学弟学妹们珍惜了～～

废话不多说。今天的考题大体如下：

一：名词解释
1.朝报   2.舆论之仆  3.成舍我  4.完全党报
二：判断题
1.《澳门新闻纸》是近代国人创办的第一份报刊。
2.中国近代新闻学萌发于传教士办报。
3.中国近代报业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得益于租界。
4.中国近代新闻媒介从一开始就置身于较重的社会责任的新闻话语中。
三：材料分析题
阅读下面的文章，根据你所学的知识和方法，谈你对这篇文章的点评或见解。
《论言论自由》
大公报
1935年1月25日

需要说明的是，最后一篇是张季鸾先生的作品，但是我在网上搜不到原文，这也说明备战光明老师的考试在一定程度上是多么不靠谱～～～这篇文章在《季鸾文存》上应该有，等期末考试结束我去复印了《季鸾文存》再贴上来吧。

不过我个人觉得备战新闻史考试的过程还是学到不少东西的，尤其是如果拿着比较全的上课笔记备考的话。

先写到这儿，明儿还要考试。

昨天晚上一直熬到一点多，等着纳达尔输了球之后才睡的。关于这场技术上没多少看头的比赛来说，之所以引起人们这么大关注，也全都是因为红土之王纳达尔在这一场比赛过后，可能永远的失去了破掉博格法网四连冠的记录的机会了——纳达尔去年一盘未失的平了这个记录。 面对一个伤痕累累的，不在状态的纳达尔，索德林可以说是预谋已久的拿下了这场胜利。
我还是理科生一下，分点说明我的观点好了。

1. 强大的《纽约时报》与中国体育记者
因为这些天来我一直比较关心法网的进程，所以相关报道看了不少。自从2009法国网球公开赛进入人们的视野以来，我看到的全都是人们一边倒的对于纳达尔的支 持，讨论的热点话题甚至从不在纳达尔这儿，而在谁是会去跟纳达尔打决赛的那个“托儿”，甚至连博彩公司都以9.05:1.08的赔率来下注纳达尔，然而， 前几天我却看到《纽约时报》这样一篇文章：

　　是不是你们都认为想要在罗兰加洛斯击败纳达尔几乎是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呢？那么，还有人记得布斯特-道格拉斯(曾经在泰森全盛时期战胜过其的不知名拳手)么？

　　没错，自从2005年首次踏上罗兰加洛斯的红土赛场后，纳达尔在四年间从来没有在这里输过一场球。或许你们都认为在现在这个时候想要战胜西班牙天王是完全不可能做到的，但是请相信总有一个人最终会在法网赛场上做出些以前别人都没做到事来，而这件事或许不仅仅会令其他人感到惊讶，甚至连他本人也无 法对自己所做的一切给出合理的解释。

　　当然，我指的的就是击败纳达尔。

　　竞技体育的历史总是被各种奇迹所装载，比如在1975年的温布尔登公开赛，阿瑟-阿什在全英俱乐部战胜吉米-康纳斯就引发了相当大的轰动。不过 你可能会说当时的康纳斯之前还仅仅只在温网登顶过一次，并且也曾在这里有过败绩。那么1989年的罗兰加洛斯，伊万-伦德尔被身材瘦小的17岁少年张德培 淘汰的一幕呢？或许你会觉得似曾相识，没错，因为伦德尔早在七年前就曾在法网输给过同样17岁的维兰德。

这就是强大的《纽约时报》，它在各个领域独树一帜的报道，独树一帜的见解，不受人们普遍的观点所左右。新闻人敏锐的眼光在这里一览无遗。
可惜我们的体育记者，竟然有人在报道大满贯的时候不知道大赛头号种子和二号种子要分在不同的半区，前几天我就看到一位记者报道说费德勒这一次非常幸运的没有和纳达尔分在同一个半区，这为他闯入半决赛创造了条件……哥们，你该干点别的职业了。

2.竞技体育与个人成长与博彩
烂俗一点说，昨天晚上一点一点的关注着纳达尔丢掉比赛的过程中，我想的最多的不是网球问题，而是个人成长的问题。
纳达尔作为比我大两三岁的人，算是我们这一代人中的成功楷模，这样一个人，几乎被认为在网球场上是不会被击败的——至少目前为止，可是纳达尔就是做了个样子给你看，这世界上没有神话，一不留神，什么都不是你的了，没有什么是绝对的。
如果说肆意纵横的罗杰·费德勒向人们证明了他的神话可以被终止人们还可以比较坦然的接受——没办法，费德勒的打法太随意，不像纳达尔和穆雷那样分分必争—— 那么纳达尔的中途失败就很难为人们所接受了，因为纳达尔是一个在即使不是自己的领地上也能通过分分必争来获得胜利的青年人，比如去年的温网，今年的澳网， 他都是这样击败费德勒的。所以今年法网一开赛，人们对于法网是纳达尔的后花园深信不疑——比去年人们认为温网是费德勒的后花园还要坚定。
对不起，这世界上没有人中之神，只有不断取得成功的人，这些人也在不断的失败。
所以我很为博彩公司叫屈，他们如果深刻的理解这一点，就不会在今年的法网上下这么大赔率的赌注。当然，这一场他们赔的再狠，也不会从此幡然悔悟，因为博彩就是这样一个行业，但是赌徒的智慧里我认为应该加上完败这一项了。
今天这个世界，理应如此。

3.有关击败纳达尔的索德林
每个人大约都有自己的克星吧，如果纳达尔算是费德勒的克星的话。刚刚翻了一下索德林的履历，发现他的成名史完全是跟纳达尔的对抗史。
http://sports.163.com/09/0601/01/5AMF896100051CDG.html
这 样一个人，可以说是网坛巨人纳达尔成长过程中梦魇级别的人。我认为他在法网不会走的太远，很可能下一场比赛就会被对手直落三盘打出法网，因为在击败纳达尔之前，世界男单Top10里没有人注意到世界上有这么一位选手值得关注，而一旦他们开始关注，那很对不起，他的实力只配垫脚。
索德林在赛后接受采访时，否认自己是因为纳达尔状态不好才取胜的，而是因为自己打的实在是太好，看到这个之后，我对这位选手的鄙视可以说溢于言表了——男子网坛历史上，我想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在法网上能打败一个状态“还可以”的纳达尔吧。
所以，我再大胆的预测一下，如果职业生涯中，再次与纳达尔相遇的话，大师杯纳达尔会送给他一个6：0，6：0；大满贯纳达尔会送他6：0，6：0，6：0。相信我，纳达尔有这个实力。
我之所以喜欢费德勒和纳达尔，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们有着非常好的品德，有着非常好的心态，能很好的把握住自己。

4.六一节
呃……如果不是时间上重合，我想这个跟法网没有关系。所以这个是标题党。
我 想说的是儿童节目。中国的儿童电影、电视、节目……我一直用两个字形容：稀烂。其实我们一直都把儿童看的太傻了，真的想建议导演们、作曲者们、编剧们仔细 回想一下自己小时候都是个什么理解能力，如果自己再小一次的话，想要看到什么样的作品，想要听到什么样的音乐……想要成为什么样的大人。
至少不要像他们现在这个样子吧？
想想我们小时候看过的《狮子王》，真可惜，这部动画片1995年上映，而过了这么多年，中国才只能搞出《喜羊羊与灰太郎》。
一方面，我们的影视工作者们这么多年来水平的确有点，不光是给孩子看的东西差，给大人看的东西也不好；另一方面，他们不知道怎样去理解儿童这个群体，他们该有着怎样的内心世界——严格来说，没有人知道，但他们刻意愚化孩子，这是不能被原谅的。这样的话，一个做儿童影视作品的导游，大可以在十几年后去转型做大众影视节目——因为当年他培养的那群脑残现在恰好需要他的精神食粮了。
原谅我如此激愤。我有个可爱的小外甥，姐姐托我给孩子选听的音乐时，我发现如此的没法在国内选；托我给孩子选看的动画片时，我发现喜羊羊们能教育出一个我最不想看到的外甥。
江柏安老师说，德国的儿童音乐非常非常好，我还没有对比过，哪天认真研究了写上来。

偏题了。

自从5月7日校史研究会换届选举后，我便再也没有提起心情来写博客，因为生活忽然变得那么平静，以至于激不起写的动力。就像一个撑着小木筏在激流中拼命的人，明明在浪花里的时候很想很想快点离开那让人费心费力的地方，可是真的到了平川时，却会分外怀念当时的生活——为什么？

其实也不是完全没有写东西的欲望，或者没写东西。我写了一篇大约7000字的回应某人指责的文章，几次想恢复校内帐号把那篇文字发出去，狠狠的泄一口恶 气，但是犹豫再三还是没有发，更没有恢复校内帐号。并不是我想通了不跟小人计较，而是单纯的，想让事情平息下来，想看着自己倾心付出的那个组织完好的生存着——比起那位创始人，我觉得我们这一届的大局意识是他怎么也没法比得上的。
不说这个了。

换届之后，两届的负责人一起去那个同学们给我说过无数次的“阳光钱柜”K歌，大学以来第一次走进KTV。那个晚上去K歌之前，跟一个叫小熊的姑娘聊了很久，一个冰雪聪明的姑娘，也是我见过的看我看的最深刻的小姑娘。
KTV里的空气异常热烈，我连唱了大约四个小时，直到看到点的歌无聊了才慢慢睡着。第二天早上，大约天亮不久，一群人一起往武大走，走到武大附近那个十字路口，互相道别，没有道珍重，因为都觉得还在武大，还能见面。只有那个小熊分外难过——其实这一群人热血沸腾的青春生活的交集大约在那个早上真的结束了， 以后，各自是各自的路。第五届几个离开的人开始平川里的生活，读书、考试或是随便做点别的什么，第六届，意气奋发的做他们想做的。
我说过，这个姑娘很聪明。
其实当时我心里也不好受，不比她少，可是，我不知道除了沉默我还能做点什么。
我尽力把他们从我心里丢掉，尽力做的彻底。可是，我还是在打开QQ的时候，看到那个负责人交流群里有人说话时，忍不住想插嘴，忍不住想跟他们开玩笑，因为原来我是那里面最活跃的那个啊，我是那个拿他们开涮，把意外闯进来的不速之客骂哭的那个啊……现在，怎么了？
我想慢慢慢慢的，我会习惯，看着这个群里面的人讨论的热火朝天或是气氛冷清而不愿插一句，哪怕在原来这一句会让所有人都在群里大嚷大叫，会让这个群里所有的人都有一种归属感。现在，我要习惯。但是我想我不会在哪一天像对待其他的群一样，嫌群里的人烦或者低俗而屏蔽掉——我宁可退出所有与校史研究会有关的群，也不会成为它的冷眼旁观者。

走之前，答应好他们下个学期至少为他们做四场培训。结果，前两天，他们给我发短信说，希望我能开一场有关建筑的讲座——抬举我了，我还没想过在武大开讲座。但是，如果下个学期的培训能让自己觉得满意，我还是会认真考虑一下这个想法，但那也是几个月之后的事情了。
无关五月。

五月里，我在认认真真的生活。
买了一本书，叫做《声音与愤怒——摇滚乐可能改变世界吗？》。我是爱摇滚的，不像自己喜爱的那些音乐人们那样热爱，但绝对不是为了猎奇或是别的什么原因而喜欢，我性格里面有感情很热烈的一面，平日里表现的不多，但是一直都有。正因如此，我才会在高三暑假里跟兔子一起跑去学电吉他，并且拥有了一把珍贵的 Ibanice。最后有很多原因让我没有坚持下来，但是对摇滚的喜爱却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多。
看这本书的时候，恰好正在看传播学开山大师麦克卢汉的成名作《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麦克卢汉对于当代文化的见解处处一针见血，而这本讲述摇滚与政治的书也是分析的脉络清晰，虽然它们几乎没有交集，但我还是因为这两本书而产生了不少对于摇滚乐和文化的反思。跨文化跨学科的研究是很难的，但是思考本身确是很有趣的。

看叶芝的《凯尔特的薄暮》，整本书讲的都是爱尔兰神话，很惊喜的看到了一种闻所未闻的神话，而每当在其中看到自己听到过的神话，那种惊喜的感觉真是难以掩饰：原来这么经典的神话是叶芝收集来的～！书的译后记里，翻译者殷昊对叶芝爱情生活的介绍更是让我意想不到——我一向以为叶芝一生最大的爱情故事就是围绕着那首著名的《当你老去》展开的，前面的一篇文章里我曾提到过，但是没有想到，其实诗人一生最好的感情生活不是因为他爱一个人一生，而是有人无怨无悔的爱他一生。

1916年，51岁的叶芝大概下定决心建立家庭。他最后一次向冈小姐（毛德·冈，就是《当你老去》的主角）求婚，这一年，昔日年轻美艳的冈，已经失去丈夫、沉迷于麻醉品，年过半百、风华不复，但她犟劲依旧，再度拒绝叶芝的求婚。不过，叶芝想结婚的念头不改，转而向冈时年21岁的女儿求婚，又遭拒。叶芝百折不挠，当年9月，又向在神秘论爱好者圈子中认识的24岁的格奥尔吉·海德—里斯小姐求婚，这回他成功了。一个月后，他们举行婚礼。两人因为年龄差距，普遍不被朋友和家人看好，但是事实证明他们过得还不错，相守23年，一直到叶芝辞世。他们先后养育了一子一女。面对叶芝众所周知的情史，格奥尔吉表现出大度，她给丈夫的信中写道，“等你离世，人们将会津津乐道你的爱情逸闻，但我不会多嘴，因为我将会记得，你是一个多么骄傲的人。”她和叶芝一样，对神秘主义、唯灵论有特殊爱好，两人曾兴致勃勃的尝试“无意识写作”。

叶芝毫无疑问是我最喜欢的英文诗人，我对我所喜爱的诗人都有着自己心底的期望。所以，当我看到译后记里介绍的叶芝的自己写的墓志铭的时候，完全没有失望，甚至是，有一丝颤动，以至于我看了一眼之后就再也没法忘记：

Cast a cold eye
On life,on death
Horseman,pass by!
冷眼一瞥
生与死
骑者，且行！

这是我的翻译，我十分愿意自己动手翻译叶芝的东西。有时间的话，多翻译几首诗上来。

现在，每每看到自己书桌上已经堆不下自己的书，便想买个书架。因为眼睁睁的看着书越堆越多，好多自己十分珍惜的书都甚至只能压在一个角落，是很难受的。幸好寝室要装修了，要不然下个学期我肯定需要认真的挑选一个书架。
前两天在学校的公车上我还在想，这个年代已经不是CD唱片还那么红火的年代了，所以我们这代人很少有人会有一大堆的唱片，更不用说跟每张唱片之间都有故事；但是我们这代人却完全有能力有一大堆的书，与每本书之间都有故事。我非常的赞同在我这个没经济收入的年龄看电子书，而且有些想看的书也是买不到纸质版 的，但是我还是一本一本的买书，接下来的时间，我买书的频率肯定越来越高，甚至现在到武大外面比较好的书店，像豆瓣或者是三联、天卷这些店里，很久都不愿离开。
平静的生活里，这是多么让人安心的日子。也是多么让人骄傲的状态。我还记得那天在天卷买《一生想过浪漫生活》的时候，在收银台边上看到一个瘦瘦的年轻人一点都没有迟疑的买下两大本有关艺术的书，忽然觉得异常的熟悉，然后在那个充满阳光的下午对着他笑着说：“哎～易栋老师你也在？”易栋回应的那满面笑容让小鸽唏嘘了半天：“武大多少女生想跟他聊天、看他的笑容，谁想到在这儿这么简单…… ”

唯一需要忘记的，是六级考试迫在眉睫，而我还没怎么复习。所以，上面所说到的，不知道是该算做认真生活还是应付考试时开的小差？

这是一个温暖的春日，珞珈山上青翠的树林和清脆婉转的鸟叫声彼此交融，正如五年前那样。
那年春天，一群年轻人怀着简单的期望，彼此十指紧扣，仰望光瀑下七彩的珞珈。珞珈山下，一段校史，他们说。一股力量从每个人的指尖慢慢袭来。
没有人能预想一个简单的想法会变得多夸张，也没有人可以预见一个简单的梦会变的有多大，人们只是知道，当梦想照进现实的那一刹那，所有人都是睁大了眼睛，张大了嘴巴。
难以忘记2006年的冬天，教五多功能里那句掷地有声的“宣传武大校史，弘扬珞珈精神”震撼了所有在场的社团同仁，那年，一个不到三岁的协会拿到了武大十佳社团；难以忘记2007年的那个夏天，每个人都带着火热的激情走向乐山，寻找那激荡的八年；难以忘记2008年的冬天，一个冷冰冰的学术性社团在那个寒冷的冬夜激情似火，获得武大最佳人气社团；难以忘记2009年的樱花节，300多位义务导游出没在校园的角角落落，为所有到来的客人——坐飞机千里迢迢赶来只为看一眼樱花的一家人，抱着孙子步履蹒跚的老人，憨厚可爱只会说“你好！”“谢谢！”的外国人，一身制服、不怒自威的军人，久别武大、回家看看的校友，懵懂天真、调皮可爱的孩子，出差武汉、顺道经过的外企人士，背着挎包、满脸阳光的阿姨……——像介绍家乡一样的描绘武大……
我们享受这五年的荣耀，也品尝这五年的辛酸。
所以同样难以忘记，那年的招新，一群汗流浃背的男生走过我们的报名点，忽然有人大喊 “还有研究校史的？”，于是所有人都笑做了一团；那年的新生校园游，一位院会负责人说我们不想跟你们合作，因为你们对武大也只是一知半解；那年我们偷偷的在校园里问路人是否知道校史研究会，所有人的回答都是摇头；那年我们费了很大力气办起来的讲座，听者寥寥无几……
我们心痛，除了改变，无路可走。
今夕何夕？此路何路？一次次的彻夜讨论甚至争吵，是怕我们存在着的任何一天都可能变成我们结束的那天，我们怕到那时，我们无颜面对苍翠的珞珈山，美轮美奂的古建筑，还有支撑起武大百年的那些不朽的灵魂。
为了它们，我们走了下来，5年，1826天。
无法想象这是一个多么难的任务，我们甚至不能确定，如果五年前我们已经知道了这有多艰难，会否如此坚定的一往无前。
我们不愿随波逐流，也不愿满地乱舞，因为即使当初只是年少轻狂，我们也有足够的时间在这五年里成长。我们正视我们的现实，正如我们主张武大面对自己的现实，因为我们认定，拥抱现实，才能拥有更广阔的明天。
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更好的明天，但是，一代又一代校史爱好者——或者说以武大为家的年轻人，前仆后继，义无反顾，我们知道，他们行走的方向正是更好的明天！
我们感谢五年来帮助我们成长的人，祝福你们；我们感谢五年来批评甚至阻碍我们的人，尊敬你们；我们感谢五年来每一位倾心付出的校史研究会成员，深爱你们！
愿这春天的阳光，洒在每一个人的心上，也洒在我们共同深爱着的武大！

PS：有校内的同学们，可以到http://blog.xiaonei.com/GetEntry.do?id=381367804&owner=255348323&ref=minifeed去给我们留言～～

前天晚上出去玩，没有回寝室。到了半夜的时候，忽然接到电话问有没有在学校，说是查房，我们说当然在学校，于是那边就放心的挂了电话。

在我们这所以自由著称的大学，查房是基本上没有过的。但是当时玩的高兴，也没当回事，还以为学校忽然想查房了。结果第二天中午回到学校后，听说是因为有一对男女跳了湖，所以赶紧来看一下是不是我们的人，因为我们也是青年男女，所以真是小小的虚惊了一下。 我一般跟这种事是扯不上关系的，因为我从来不认可这种价值观，从小到大周围的人——尤其是亲密的人，也从来没有人表现出哪怕是一点这样的倾向来，原因我想也有点儿简单，就是一个人的交往圈子基本上是跟自己“臭味相投”的，所以不会有本质上的针锋相对的价值观。

说到这儿，可能有的人就疑惑了，什么是本质上的价值观？

对于这个话题来说，可以用加缪的一个观点来回答。在《西西弗的神话》里，加缪一开始就这样说： 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判断生活是否值得经历，这本身就是在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 这两句话算是回答了我所说的本质上的价值观问题了，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观点，我才坚定地认为我所交的朋友，是不会真正的有勇气去自杀的。

但是，这并不代表着我所认识的人不会这样做。

半个月前有一位与我共过事的学长跳了湖，具体的细节我不好透漏，因为毕竟不是什么好事情，但是眼睁睁的看着自己认识的人（尽管不熟，甚至别人不告诉我我都回忆不起来是哪位学长了，因为当时共事的人不少），就这样不明就里的选择了“真正严肃的哲学”中的另一面，真的让人感觉到一种冰火两重天的滋味。

如果让我父亲来评论这些自杀的人，他就会非常的不屑一顾，他会说这个孩子如果现在不自杀，以后也会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在某种程度上，他说的有道理，按照加缪的说法，自杀的行动是在内心中默默酝酿着的，犹如酝酿一部伟大的作品，但这个人本身并不察觉。也就是说区别只是在于这个作品完成的时限的长短而已，部分幸运儿直到临死前这部作品还未完成。

高校自杀的人不少，于是就有人将大部分原因归之于社会，认为自杀者们是教育失败的产物，或者是就业压力下的牺牲品，更有人说他们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在唤醒这个社会。诚然，这些说法都有其道理，但是他们都忽略了一个问题，其实自杀在一开始是与社会没有关系的。寻找自杀的原因，首先是要去人的内心寻找。

一个被人举了无数次的例子说，弗兰克——著名心理学家——在纳粹集中营里亲眼看到了自己熟悉的人一个个的被杀掉了，而且这种命运随时可能降临到自己头上（那时他也被严刑拷打，只差处死了），周围很多人因这种无法面对的心理障碍或恐惧而死去，身边的亲人也只剩下了妹妹。他本人不愧是学心理学的，朝不保夕的岁月里，在冥思苦想之后，他终于想明白，人即使到最后，还有一种自由，那就是“人类终极的自由”，意即无论何时，自己还有选择如何反应的自由与能力。 对很多人来说，用这个故事来说明自杀者的错误是最合适不过的，不过我本人并不赞同以这个故事来蔑视自杀者的行为——因为“人类终极的自由”还包括选择自杀的自由。我用这个例子正是想说明，自杀作为一种行为本身，并无对错之分。甚至加拿大一个研究小组的研究还表明自杀本身——或者说控制人的情绪的因素本身与基因有关系，也就是说有些人一生下来就天然的比大多数人更有可能选择自杀！那在这样的情况下该把矛头直指社会吗？

但是，当大学生自杀作为一个大概率事件被提出来的时候，人们看到的是大学生群体的自杀现象很严重，而且原因也大都倾向于仅有的几个方向——就业，感情，或是学业，人们很难不想到这是社会的问题。他们在自杀者的遗书中找不到比上述三条更多的自杀因素，也很难在进一步的分析中找到比解释为社会问题更好的答案，于是大部分人都会先批评教育，而后批评我们的心理咨询不到位。

教育这个问题有不少人探讨过了，不再熬述。可是心理咨询如何到位？一所大学，学生人数几万人之多，无论本科生还是研究生都有自杀现象，哪儿来的那么多心理咨询师？而且心理咨询师本身也不是万能的，有一次我甚至听到一位心理咨询师说自己做不下去了，因为：“再这样下去，恐怕我也要自杀了。”可见心理咨询并不是很好的方法，尽管我承认心理干预在某些情况下是能起到扭转局面的作用的。

大学生自杀，对于社会来说，毫无疑问是损失，但是社会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绝不是该被诅咒的杀人者。 我们不希望有人自杀，哪怕那个人真的走到了绝境。一个现代社会应该希望所有人幸福的活着，而不是选择过早地离去。

那么，什么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我认为，是道德。

这样说会引起很多人的反对，在今天的中国，说这个是很空的，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人心不再认为这个可靠。但其实大多数人都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道德本身是我们文明开始之初流传到现在的为数不多的事物之一。

至于原因，以后再谈好了，说这个话题说得自己蛮压抑。

说明：

本文并非作者对李工真老师的全部认识，但是最近有些忙，所以暂时不做修改。本文意图在于探讨珞珈山现在的精神所在，所以后面可能会有相应的其他老师的介绍，而对于本文，也会在一段时间之后进行修订。 

初次接触李工真老师，是在刚上大学后所听的第一场讲座上。那一次李老师讲座的主题是“流亡科学家与曼哈顿计划”，一个我不太感兴趣的题目，之所以去听也纯粹是因为想领略“武汉大学四大名嘴”有着怎样的风采。

因为从未听过讲座，也没有见过四大名嘴开讲座时的火爆程度，所以去的有点晚，到了多功能报告厅时连个站的地方都很难找到了。于是我索性坐在了讲台前的地上，准备这样听完大学的第一场讲座，不久，一个身材高大、瘦削的教授就进来了。

这场讲座对我的震动是空前的，讲座开始后不久我的状态就已经是手上写的飞快，而眼睛却很少离开李工真老师身上了。我还记得上次遇见这么让我震动的老师是高二那年的暑假，山东省数学竞赛夏令营，青岛二中的杨冠夏老师讲平面几何的课堂上。这场讲座的最后，我记了满满的四大张纸的笔记，正反面都密密麻麻，还是遗憾自己有些人名没有记下来，而没有记下来的感觉却像是自己遗失了什么……

而这种遗失了什么的感觉也是我与李老师接触以来常常有的感觉，至于为何会产生这种感觉，我想大概是因为太急于消化李老师向我展示出来的思想吧。

大一下学期开始，每周四晚我都会去上李工真老师的《大学现代化》选修课，当然，我并没有选上这门课，因为武大的选修课是通过抢注的方式，年级越高，优先权就越大，所以大一的学生想要选上这门全校闻名的课难度非常大。我也无心去要这门课的学分——对于几位我所尊敬的老师，我上完了他们的选修课都没有去考试，因为我觉得上他们课产生的美妙感觉很可能会因为一场有些功利的考试而不复存在。

李老师的激情贯穿了整个《大学现代化》的课程，听到后来甚至感觉李老师讲课的动力也是直接来自于激情，而非其他。就像他在课程的最后给我们背诵的爱因斯坦的《探索的动机》中所说的那样，“促使人们去做这种工作的精神状态是同信仰宗教的人或谈恋爱的人的精神状态相类似的；他们每天的努力并非来自深思熟虑的意向或计划，而是直接来自激情。”我相信，很多年以后，也许我不会再用如李老师这样的角度来思考德国，也不会再记起他略带汉腔的历次演讲，但是我肯定记得他最后背诵这篇文章时的模样，因为少有的，我在课堂上被泪水打湿了眼眶。

曾经有几次晚上，上完《大学现代化》之后，我陪李老师回家，他还是推着他那辆不知道已经多少年了的28自行车，嘴里夹着一根烟，一边走一边跟我用武汉话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说大学，说今天的中国，说珞珈山……李老师的武汉话说的非常豪爽，我这个外地人听起来也就特别的吃力，但是李老师在课堂外从来不愿意跟人多说一句普通话，我也就只好习惯。听到后来，竟然有一次觉得，在课堂上听李老师说普通话不是特别习惯，于是在他那节专门讲述流亡知识分子在美国遇到的语言问题的课堂的间隙，跑上去偷偷跟李老师商议：“李老师，可不可以用武汉话给我们讲一次课？”李老师不假思索的回了一句：“可以啊。”于是第二节课一开始，李老师就用武汉话说：“有的同学要我用武汉话讲一次课，其实我还是蛮喜欢。因为对我来说，普通话说起来并不习惯，就像那些逃到了美国的犹太知识分子一样，我对于自己从小到大的母语有着特别的依赖。但是武汉话有点粗，我们平时说的很多东西都是骂人的，而且蛮多同学都听不懂武汉话……”我在下面笑得前仰后合，而其他的同学们，想必是从一开始的发懵到渐渐意识到了这件事情的好玩，要不为什么在李老师用武汉话开讲过了十多秒才满堂大笑呢？

跟李老师一起谈话的时候，话题涉及方方面面，但是总有那么几次涉及到时事和我所学习的专业，李老师表现出来的思维的缜密和看问题角度的独树一帜也让我很是诧异——因为很多角度对我而言是从未想到过，也从未听说过的。到后来我慢慢的习惯了李老师分析问题的方法之后，感觉对自己看待事物大有帮助。

提起李工真老师，就不能不提起李老师的父亲——著名数学家李国平先生。李国平先生是中科院第一批学部委员，也是我们武汉大学建国后仅有的两位当选的第一批学部委员（另一位是老校长李达先生），他的学术成就自是不必说了，我需要提及的是几件小事。

一是关山月先生曾经有一副很出名的画叫做《今日之教授生活》，画中一位穿西装的人在炉灶前专心的读书，似乎是忘记了眼前的炉灶，而在他面前摆放着的另外几本书上，一只猫慵懒的坐在上面，他也浑然不觉，这幅画就是以李国平先生为原型创作的。这幅画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武大教授的精神风貌，算是今天的珞珈学子回味那个逝去的年代的一个不错的素材。关山月先生本人是李国平院士的挚友，在他的自传《情满关山》中对李国平院士的评价是“人生得一知己足已”，所以对于李国平院士的这幅画我想他可谓是尽心尽力。可惜的是我在网上找不到很好的在这幅画的下载版本，哪位如果找到了烦请传我一份。

李国平有一位学生叫做赵中立，因为学习数学的缘故，赵中立先生需要学习德文，但是在研究德文的过程中，对德国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便改行做德文作品的翻译，最出名的便是他和许良英先生合作翻译的大量的爱因斯坦的作品。前面所述李工真老师在每年《大学现代化》课程的最后所背诵的《探索的动机》，就是他们两人在纪念爱因斯坦诞辰百年时出版的《纪念爱因斯坦译文集》里的一篇译文。

李国平先生对李工真教授的影响极其深远，甚至在他逝世前的那几年，他还是李工真教授很多方面的老师，在《怀念我的父亲李国平院士》一文里，李工真教授曾专门提到过，我就不列举了。在今天武汉的光谷广场上，有一些铜铸的武汉名人像，李国平先生的雕像便在这上面，据说前几年的时候雕像被人损伤了，后来又重新铸造的雕像（或者是修复的？）至今依然立在广场上，与其他武汉文化名人一起，守望着今天武汉的繁华与落寞。

李国平先生子女众多（前后共有十一位之多），其中我知道的几位都是精英人物。与李工真教授同父同母的七位，按照李工真教授所说的是“无一废品”。除了守望在珞珈山的李工真教授是历史学家之外，其他几位有学数学的，有学经济的，有学空间物理的，有学医学的……可见李家人的确是有一定数学天赋的。李工真教授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多次在课堂上背出一长串的数据而丝毫不用参考任何的讲义，我曾有几次心存怀疑，跟几个“好事者”把李老师说得数据算了一下，发现无论是总数加起来还是单独的某项所占比例都与李老师所说的毫无二致，可见李老师不仅长于记忆，而且对数学有着非同寻常的敏感。我知道的两位，李工真教授的妹妹李工勤女士，现在已经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数学教授（有人说已经是终身教授），弟弟李工宝教授是华中师大数学院院长。当年李工真老师如果不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下放到汉口去当了八年的剃头匠，浪费了学理科的大好光阴，恐怕现在也早已是名望颇高的科学家了吧？直到今天，李工真教授还认为一个大学最重要的还是理工科，尤其是对于武汉大学这样的地处偏远的大学而言——因为大学的科研，其成果是很容易被评判的，而人文、社科的成果是很难有公认的、很好的标准的，并且常常是限于争论之中，很难产生对人类进步大有益处的结果。

曾经有一位学姐评价李工真老师为最像教授的教授，我想大概是由李工真教授的研究方法和方向所决定的。李工真教授长于讲演，常常能在演讲中不经意的说出带有古典味道的、诗化的语言，而很多句子——根据我的观察——便是译自德语写成的一些作品。李老师本人大俗大雅，但他的雅和那些装腔作势的雅士们相比，完全是两码事。那些人们，也许会在面对别人时，泡上一杯上好的茶，满嘴诗词歌赋；他们也可能打高尔夫，出入高档会所，开限量版的车，有着大量的奢侈品；他们还可能对这个社会一副居高临下的样子，从不接近大众，划清界限。但李工真教授却非如此，他能在一次谈话中为你旁征博引，让你不知不觉陷落在大量的杰出作品中而毫不自知，他能激情澎湃手舞足蹈于三尺讲坛指点江山赢得所有武大学子的掌声而不为所动，他能为你如数家珍一般描绘那些大科学家、大社会学家、大文豪的往事和成就，让你感觉这个人鲜活的存在于人类历史长河，他能独守清高几十年，在商品经济兴起的时候决定一生献给清苦的学术研究，他能以一个堂堂武汉大学博士生导师的身份，一年到头只穿那几件衣服，来回穿梭于诺大的校园只用那辆破旧的自行车，你们能吗？还谈什么雅，还装什么雅呢？

我无意在写李老师的时候压低其他人以衬托他的高大，但是这个社会，今天的中国，正是李老师等一批知识分子所审视的，所以我认为有必要讲清楚到底谁才是这个社会真正的精英。

李老师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是恢复高考之后第一批上大学的人，所以一个班里的人的年龄参差不齐，李老师在其中不算年纪很小的，所以一有机会进入大学，他们的状态完全是如饥似渴，按照邓晓芒老师的说法，感觉要学的东西这一辈子都学不完了，于是放弃了几乎所有的娱乐时间，一心扑在了书斋里。也正因如此，李工真老师他们做学问的态度才格外值得我辈学习。一位历史学院的朋友告诉我说李老师每天晚上工作到深夜，第二天很早就起床了，我听了之后格外的心疼——毕竟李老师已经是快六十岁的人了。李老师本人也曾经有一次专门谈到这个问题，他说：“有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不去百家讲坛，我说我为什么要去？据我所知我这个年纪的全国很多很优秀的专家，都是拒绝上电视去讲的，因为他们来不及，时间实在太少了，我们被耽误了那么多，哪还有时间去搞这些？所以我说一个人如果拼了命的往百家讲坛挤，那他就已经不是一个真正的学者了……”

也许是因为人生经历加上自己独特的口才，老师有一种冷幽默，他说出来的东西我常常忍不住笑，但是笑了之后却是深深的记在了心里。比如有一次他讲到有位德国专家来武大，顺便让他带着转转。他带着那人走了一圈之后，人家提出了疑问：“为什么武大里面到处都是墙呢？”因为对于西方的现代化大学来说，一般是没有墙的，大学是对每个人开放的。然后他想了半天，终于在走到武大附小附近的时候，恍然大悟地说：“哦，你们中国人有建长城的习惯！”

当年在汉口做剃头匠时，因为母亲郑若川女士当时正在图书馆工作的便利条件，李老师博览群书，为自己以后的人生打下了不少的基础。他读的书中有很多都是关于音乐的书籍，而他本人的音乐修养也是很高的，据说李老师拉一手很漂亮的小提琴，而他的弟弟李工宝教授则弹的一手好的钢琴。正因如此，去年的时候，有武大学子专门请李工真教授出来做了一场“音乐与人生”的讲座，我没有去听，据听了的朋友回来说，那是李老师最好的讲座之一，现场几乎都轰动了。直到现在我还后悔当初没有去听。

这个学期，我有时间就去听李老师为历史学院所开设的“德国史专题”，也去跟李老师探讨过相关的问题，比如有一次我跟李老师探讨马克思，但可惜的是因为许久没有听老师说武汉话的原因，这一段我基本上没有听懂。而上次课课间休息的时候，看到李老师在上面自己擦黑板，我赶忙跑上去：

“李老师，我来吧？”

“哎……不用不用，这点事都不能做，人还有什么用？”

听完这个话的时候，我鼻子一酸，很尴尬的走了下来。我想起了我的父亲，一个普通的农民，他们年龄相仿，人生道路不同，但是相似的是，他们都充满斗志和希望。

我辈青年人，真不知道在该挑起大梁的时候，会否有这样的精神力量。